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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母亲(随笔)


□ 岳恒寿

当我将我的短篇小说《话别》中的主人公没有喊出的那一声“妈妈”,作为这个中篇的题目喊响的时候,无意中看了一下日历,发现这日子竟然是我母亲下世的忌日。
我母亲是在我当兵的第11个年头下世的。我母亲送我参军的时候就有病。可她一直说“不要紧”,硬是一天一天支撑着。这期间,母亲曾经两次昏迷,第一次昏迷后,是父亲掐人中给掐醒的,母亲醒了后说:“我不要紧。”第二次昏迷过去,父亲又掐,可半天都掐不痛,唤不醒。父亲慌作一团,本想扎一副担架送母亲进城抢救,但手抖得怎么也扎不成,索性抱起母亲,放进一个筛面的柳条笸箩里,那笸箩三尺长,这时的母亲已消瘦得只有三尺长。父亲将笸箩拴上绳子,让我的两个堂弟抬着,父亲提着水壶跟着,急奔几十里山路抬到县城医院。医生给打了一针,对父亲说:“这老人不行了,回去吧,治也白花钱。”父亲很不情愿地问:“难道没有希望了?”医生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有好营养,还能活三个月。”父亲无可奈何,母亲醒来了,安慰父亲:“我不要紧,咱回去吧。”于是,母亲又被抱进笸箩里,抬回了家。医生说的“三个月”母亲并不知道,但却成为划在父亲心里的一条生死的底线。眼看离这条底线越来越近,父亲对母亲说:“给孩写信,让孩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孩公事忙,不要回来,我不要紧。”母亲用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力,承受着无数“不要紧”,超越了累累的“三个月”,突破了医学理论的极限,一直支撑着,支撑了11年,终于支撑不住。父亲又说:“打电报把孩叫回来看看你吧?”母亲说:“让孩忙公家的事吧,我不要紧。”父亲又依了母亲,没打电报,把母子相见的最后机会给省略了。母亲悄然地走进了黄土深处,却把没有话别的憾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
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伤感的一幕,我总是潸然落泪。身为人子,母亲把我养成五尺男儿,在她身患重病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身边尽孝,甚至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母亲孤力无助,所有的痛苦都用一句“不要紧”去抵抗,养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呢?我欠母亲的实在太多了!我曾经无数次地用“忠孝不能两全”来排遣歉疚的痛苦,“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委实是军人的职责与无奈的写照,它又是一剂麻醉剂,不知道麻醉过多少人子的伤痛,消解过多少儿男的憾恨。然而我,却在麻醉中获得了清醒,在消解中获得了开悟,我豁然悟到:母亲留给我的并不是终生的憾恨,而是一笔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
我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是与一首歌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我两三岁时的一个夜里,我被一阵哼歌惊醒了,蒙眬中睁开眼睛,我看见黄灿灿的油灯前,母亲坐在炕上纳底儿,哼歌就是从母亲的鼻腔中发出的。我看见母亲非常年轻,清秀的眉眼,乌亮的发髻,尽管是夜里做活,脸上却没有疲惫,只有自信。我忽然笑出声来。母亲看见我笑,给我送来一个极用力的吻。旋即就由哼改唱,唱出了这歌的内容:“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了民族抗日,苏联去留洋,回国当了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左权是谁?八路军与母亲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只觉得这歌很好听,只觉得母亲很会唱歌。
稍稍懂事以后,母亲开始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与她的歌一样动听。母亲讲二十四孝,讲善恶相报,讲岳母刺字,还讲我家的实事。母亲说我的小叔父17岁参加八路军,18岁就牺牲在抗日战场,那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后,母亲烙了一袋子干粮,父亲和伯父背着干粮和铁锹去找小叔父的尸骨,但战场的痕迹连同小叔父掩埋的标记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抹去,父亲和伯父挖了几亩大的黄土,都没有找回一根骨殖。小叔父的生命符号,最后归宿于一张中央人民政府发给的“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
母亲讲八路军驻在我们村的时候,当木匠的父亲天天给八路军修枪、刻图章、造烟斗;母亲没日没夜地纺棉织布,给八路军赶做军衣,织下的布是白色的,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母亲又采了槐树叶子,拌盐捣碎,将白布搓染成深灰色,然后摆净晾干,再一针一线地缝。时正值金秋,忽然刮起大风,我家仅有的二亩谷子眼看被风摩掉,是八路军的连长带着战士们,把我家的谷子颗粒无损地抢收到了场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亲眼所见,它像一页开蒙读本,刻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是在我五岁那年,母亲怀了我妹妹,腆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艰难。父亲从外面回来说,他被派了支前民夫,去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还要赶上我家的小灰驴。面对快要临产的母亲,父亲一脸难色。母亲却十分平静,说:“你去吧,我不要紧,我自个儿会生。”父亲赶着小灰驴,钻进了解放的炮火中。母亲在没有硝烟的土炕上,孑然地迎接着生与死的搏斗。那一天,母亲忽然掀去了铺在炕上的席子,露出土坯,还找来一些破布和旧棉絮,放了一盆清水。母亲给了我一块窝窝头,让我在院子里玩,教我不要走远,也许等一会要用得着我再喊我。我乖乖地坐在捶布石上,秋千般悠着两腿,嘴里嚼吸着糠窝窝头的喷香。过了一会,我听见了母亲的呻吟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没有叫我,我没有进去。又过了一会,忽然,我听见了婴儿猛力的啼哭,我激动地跑进屋子,只见妹妹落在了土炕上,蹬着小腿嘶裂地哭叫。母亲煞白的脸上淌着汗珠,被汗水浸湿的乱发贴在两颊,甚至还有在土炕上滚蹭过的土灰。我看见母亲坚强地握过剪刀,剪断了脐带,挽了一个结,然后给妹妹洗了身上的血迹,用布片裹住放在了一边。我扒在炕沿,把窝窝头送到啼哭的妹妹的嘴边。母亲说她不会吃。两个月后,太原光复,父亲回来了,父亲是只身一个回来的,我家的小灰驴在炮火中丢失了。父亲回来看见母亲平安分娩十分高兴,但也不住地唉声叹气,叹息丢失了小灰驴。母亲还是那副极平静的样子,说:“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一个太原城打下来,死了多少八路军(其实应该叫解放军,母亲把八路军叫惯了)?咱赔个小灰驴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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