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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电影纪元为何”的讨论


□ 李少白 陈 野 黎 锡


编者按:2004年以来,关于香港电影纪元为何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讨论。我们认为,重新梳理过往研究中被忽略的史实,发掘新的资料,并就电影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争鸣,对于电影史研宛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期我们围绕“香港电影纪元为何年”,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呈现给读者。一来引起广泛的讨论,使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细致、科学;二来可以让更多对香港早期电影有兴趣的读者去寻找新的材料,填补早期香港电影史研究中的史料空白。

李少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影史学家)

1.关于香港电影纪元的一点孝辨。《电影艺术》杂志发起“香港电影纪元为何”的讨论,个人以为,很有意义。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在香港电影学术界已争议多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因为,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这类有待发掘史料并重新给以认识和评价的历史现象还为数不少。当值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如能由此讨论而引起学人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关注,把对它的研究再深入一步,那无疑是件好事。
关于这个问题,我虽没写过文章,但实际上早已介入到这个讨论中了。去年5月间,李以庄先生托人带给我她与周承人先生合写的《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凝》一文的复印件,那时正好我应《当代电影》杂志之约,为他们写“封面人物·主持人导语”;有关黎民伟的那篇刚刚发表(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在那个导语中,我仍沿用了华美影片公司为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营”的说法,所以我就给李以庄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李、周的回信。这之后又接到黎锡先生的电话,也谈这个问题。我同时顺便向他要了一份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黎民伟自述中国第一部影片摄制及动机与历年工作之经过》(以下简称《自述》)相关部分的复印件。今年初,陈野先生把她写的《对黎民伟和黎北海的评价——与李以庄、周承人提出的一些观点的商榷》文稿的复印件寄我,想听听我的意见。就这样,我也算是参与讨论的了。
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在讨论香港电影纪元之前,有这样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史实的层次,就是说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材料是怎样记载的,其可信性如何;另一就是史是的层次,材料、史料提供的史实到底有着一种怎样的内部关系,以分析、判定史实的性质。两者之间既区别又联系,只有这两个层次的问题都清楚了,纪元为何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
就史实而言,有两份材料最为重要。一是陈野在她的文章中引述的程树仁主编、1927年于上海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中的相关材料。我梳理了一下,国内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史籍中包括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关于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业的叙述,几乎都源于此处。我要补充陈野文章一点的是,程树仁是把布拉斯基在香港拍的这两部影片依次排名为《瓦盆伸冤》、《偷烧鸭》,制作人均为布拉斯基,导演均为梁少坡。第二份材料就是周承人、李以庄文章引用的黎民伟《自述》中相关内容。这是黎民伟晚年的说法,最具体、清晰,因而也最具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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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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