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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儒学:从维新到五四


□ 雷 颐

  一、梁启超的“国教”观
  
  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新知”启蒙,只能“托古改制”,以儒学作为自己的资源。所以,由知识结构决定,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再造的“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义,终于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批评保教的根本失误在于根本不知宗教为何物,误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认主张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确说道:“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但真传教、真信教者,对中国并无害处,而基督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
  而后,他详细论述了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问题。
  面对各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新学”,当时的“保教”论者亦有人力论可以用现在的新学说、新理论重新解释孔子,对此,梁启超大不以为然。
  最后,他再次强调:“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承认“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因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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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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