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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良好的企业公民


□ 西岸奥美等

一个悖论

去年年末,印度洋海啸夺去了数十万条生命,并使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大自然的不测之威下,曾经骄矜的人类是那样脆弱无力、不堪一击。
不过,灾劫之后,人类亦随之焕发出同休戚、共风雨的热情。世界各国政府、商业企业和民间机构纷纷慷慨解囊、施以援手。其中,中国政府便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对外救援行动”。作为民间捐赠的主要力量,中国本土企业和在华外企的表现也相当积极。联想、华为、TCL、摩托罗拉、微软纷纷“筹善款、献爱心”。对此,舆论界的评价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承担起社会公民的责任”。不过,媒体显然对一些商界流感到失望。在一篇报道中,记者用“老板富豪应者寥寥”作为小标题,讽谏之意相当明显。
公益捐赠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道德示范和行为展现,那么,中国企业和商界名流如何看待“企业公民”这一命题?是不是就像阿里巴巴CEO马云所说的那样,做商业的人分为三种——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在中国80%是生意人。”?
2003年8月,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洲伟对话时,胡润曾提到过一次“有趣”的经历——当时,他正准备做大陆富豪的排行榜。被他“追了一年半”的一位企业家终于决定和他见面,但初见之下,企业家便“严肃地”对胡润说:“因为你,我要多花350万人民币纳税。”这让后者感到“很难回答”。好在这位富豪随即又说:“但是我要谢谢你,我们想做长期、稳定的企业,我现在缺的是企业文化。”
胡润的经历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一些企业家有着让企业升级为良好社会公民的主观愿望——但有点像叶公好龙,当真需要这些企业以社会公民的“标准”来自我约束时,他们便会感到畏惧,进而不自觉地“逃避”。这像是一个悖论。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在进行企业社会公民方面的建设时是有热情而无经验,表现在没有明晰的原则和理念,没有长远的、体系化的规划,随意性、短期目的性很强,在此方面的资源投入亦多由事件触发,至于传播的方式也显得直白和功利化……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企业公民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给“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所下的定义是,“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
2002年,适逢福特汽车公司百年华诞,福特中国发布了《企业公民报告2002》,总结了福特汽车公司“以企业公民身份所进行的运作、遵循的原则和取得的成就等多项内容”,同时宣布启动2003“福特汽车环保奖”,以具体行动落实“企业公民”的百年准则。福特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是“第一本由企业整理而成的‘企业公民’报告书”,垂范之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对于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来说,做什么样的社会公民,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很显然,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必然要受到世俗价值取向的制约,因此,漠视企业所处的客观生存环境,而一味要求企业以理想的道德节操去约束自我、献礼社会,这是不公平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环境相比,中国企业所处的生态圈不是被“阳光下的规则”完全锁闭的,而是存在着缺失漏洞、存在着“上帝之手”——虽然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但毋庸置疑,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环境确实是悖论滋生的温床。

两层金字塔
如何从辩证的角度,对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定位与发展趋向进行思考,这不仅关系到全面、公正的社会(角度的)企业评价,也影响到企业自身公民形象塑造的效率和进程。
如何分判企业公民的类型?基于所谓的“社会基本价值”,根据企业在社会环境中发挥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不同的企业公民归入高低各异的两个价值层次:自发的、与企业核心利益相关的“狭域公民”和自觉的、与社会普遍利益相关的“广域公民”。
理论上,任何遵纪守法的企业都是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个体,只要恪守游戏规则,企业(无论规模大小)便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
“通过和社会环境的联动,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其社会价值及人格的体现。”——一个企业的生存,需要组织基本的生产资料、招募员工、开展生产或服务,其为社会创造的附加价值、就业机会,就是企业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更何况,任何一个成长中的企业,都需要致力于人员素质优化、产品或服务水平提升、市场空间开拓、精神文化建设。不仅如此,即便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这些企业也会(可能是不自觉地)关注和影响诸如行业自律、法制建设、商业环境改善、消费者教育、人才资源培养等社会的正向驱动因素,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所谓的企业“自发性社会人格”,即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不是源自企业有意识的行为,而是以企业自身运营为基础,是企业存在和发展对社会的必然影响。正因如此,卡尔·马克思在激烈抨击资本主义初期血腥原始积累的同时,也承认了工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促进作用。不过,必须看到,这种自发的企业社会影响是有着明显的区域限制的——而且它对于企业自身的作用力亦很有限。换言之,它不是一种工具,只是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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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传播 200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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