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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


□ 葛兆光

  花样翻新的舶来理论让人眼花缭乱,使急于“从新”的学人上气不接下气。据现在正当节令的理论说,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跳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是重新理解历史的好办法,它不仅可以破除历史叙述以现代国家为界画地为牢的弊病,也可以从文化、经济和诸多其他元素重新组织跨国的历史,不仅美国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说法,在日本、韩国,当然也在中国,近年来也多有讨论“东亚”或者“亚洲”的区域史论著。这一历史方法当然有很多新奇的启示和卓越的洞见,可是,我却一直有保留和疑虑。二○○五年春天在北大举办的“东京大学论坛”上,我曾经借与渡边浩教授一道总结评论的机会,提出“亚洲”或者“东亚”,不一定要直接作为历史研究的空间单位,而最好是把它“作为中国(或者日本、韩国)研究的视野或背景”,因为亚洲也好,东亚也好,各国差异性是很大的,它只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却未必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位。在历史上,无论在传统还是近世的历史上,在国家或者说有领土范围的皇帝、朝廷或政府始终行使着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的时候,这种各自为政是否还会仍然影响着不同国家,从而形成“复数的国别史”?且不说历史学至今仍然是回溯民族之根,梳理传统脉络,建立文化认同的学科,就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国别史也还是一个有效清理历史的形式。当然,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既要在更广大范围中检讨过去“国别史”的死角,又要尊重过去诸国各自的历史现实和脉络,与其简单地超越民族国家来拯救历史,是否还不如在国与国的彼此环绕和交错中,重新理解历史?
  因此,我相当关注学术界有关朝鲜、日本、中国和东亚各个地区的交涉史研究。恰好在前几个月,看到了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主编的这部新书《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的研究》。全书四部分收录了有关中国、日本、朝鲜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等领域的十五篇研究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夫马进教授撰写的《前言》中,他特意指出,书名虽然用“外交”一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前近代尤其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所谓的“外交”是对外交涉或者互相交流,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即diplomacy,正因为如此,本书既广泛讨论了东亚诸国在各个时代的异域理解和想象,也讨论了诸国在实际上的种种交往。
  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讨论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如果是讨论传统时代,不能不首先面对“华夷”思想和“朝贡”体系。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来自近代欧洲或西方的国际秩序尚未笼罩全球的时候,东亚曾经有一个漫长和笼罩性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想象周边世界的“华夷观念”和它所支持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对于这个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如费正清、西岛定生、黄枝连、滨下武志等等,历史的细节和策略的多面常常被叙述得很清楚,但是,在一般印象中,似乎这个“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是相当单一的,就是认定中国处于中央,四夷应当朝贡,周边的小国对中央的大国,文化仰视而经济朝贡,周边诸国的当权者从而得到中央帝国的册封或承认。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事实上,观念领域和政治领域是可以彼此分开的,想象的世界和实际的世界是可以分别处理的,一般民众的想象和政治权力的策略常常是不一样的,传统中国对于周边的关系,其实很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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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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