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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班,电影学院的骄傲(下)


□ 张会军 郑国恩

王志:你们怎么会有那么一种叛逆的精神呢?
张会军:对,非常叛逆。年轻人总想否定前人证明自
已是行的,这就是电影学院的精神。我们这些同学
创了电影学院轰电影的先河。
王志:轰电影?
张会军:一些导演拿了片子回母校放映,看到我们认
为很拙劣的手法和镜头时就鼓倒掌,喊,敲桌子,跺
地板,意思是说我们将来拍片子不能再干这种事儿。
比如说一些细节很假,一些情节的设定非常虚,或者
表演中拿腔拿调程式化的东西,甚至人物和事件的设
定不合理,或者比较低俗的东西。你看到它的不足,看
到它的缺点,你才能知道我们不犯这个毛病,不犯这
个缺点。

毕业与分配

王志:当时毕业是包分配的,他们的取向是什么?
郑国恩:我们希望把张艺谋、肖峰留校。但上面有规定,非北京户口不留,所以我们提倡的都没留。
王志:这个时候有明确的目标吗,我出去以后我就能当摄影师,我就能到奥斯卡拿奖?
张会军:没有。我们当时没有就业的竞争压力,这150多人毕业以后肯定可以分到电影厂,肯定可以拍上片子,只不过是早和晚的问题。机会永远有,关键看你有没有能耐,几百万经费,设备,剧本,还有一些演员,交给你,你能完成吗?
王志:那当时培养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为电影厂培养合格的备用人才?
78班,电影学院的骄傲(下)图片1
张会军:从业人员,一定是非常合格的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演员、导演。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人最后能成什么气候。
王志:但是到后来你们学摄影的很多人都改了导演了,这是奇怪的现象。
张会军:我们78班有一个说法,哪里压迫最深,哪里反抗就最强烈。现在看来反抗最强烈的是美术系和摄影系。这两个专业是最具体的造型部门,在电影中是介入最多,最微观的两个行当,每个镜头每个画面都会参与。我们上学时很多课是通着的,比如视听语言,导演概论,电影史。很多人有非常强的个性,想表达自己的东西,不愿意只当别人创意的完成者,或者影像的创造者,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最后的事儿都由导演确定,所以很多人不当助手,自己干了导演。
王志:四年的时间有厌倦的时候吗?
张会军:没有厌倦。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天天看电影,大量是英文原文,更多是看画面。作业很多,没有空闲时间干别的,回到宿舍放下书包,赶紧买两个馒头就进了放映间,再就是图书馆。我们当时受社会大环境影响,比较刻苦,珍惜得来的学习机会,这一辈子就这四年,不可能再有这么好的条件。
王志:那动力从哪来啊,我不努力也有工作分配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张会军:对。学校和老师要求比较严格,在那个环境下,你不走也推着你走,我们同学挺有自尊心的,不甘落后,你说有多高的目标和追求、多高的觉悟没有,就实打实地干,学校就是这么一种风格,必须好好学,才能干好这专业化的手艺活。
王志:就那么朴素?
张会军:特朴素,人家现在说你们当时太假了。我们当时没想当特著名导演,根本不敢想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就想谁能给我钱让我干这事儿。我们挺真诚的,很刻苦,很执著,很热爱这个专业,没有那么高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
王志:你们当时对中国电影了解吗?对当时的中国电影?
张会军:非常了解。我们有一门课叫中国电影史,把从1905年到我们上学时的中国文学电影捋一遍,能看到的就看,看不到的就讲。电影资料馆非常支持学校,尽可能把这些片子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拿出来给老师和学生们看。我们对中国电影非常了解,所以才知道在自己拍片当中怎么去反叛,怎么跟原来的电影不一样。
王志:1982年快要毕业的时候,你们对未来是怎么设计的?
张会军:比较乐观。我们当时拍了一些30分钟的短片,老师觉得我们学得不错。当时田壮壮、张艺谋、曾念平、侯咏、吕乐他们给儿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片子,叫《红象》,在上学阶段就介入国家正式的大片生产,几个人联合把片子完成得还不错,大家觉得前景很光明。1982年的时候,改革开放是非常好的局面,电影生产量上来了,市场需求也比较好,那会儿电影还是人们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费和精神消费的领域,大家觉得这个专业选对了,有人能够信任我们,能让我们拍电影了。但是毕业时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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