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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散说


□ 陈四益

  一
  散文,可以记事,可以抒情,二者或有侧重,并不能截然划分。盖情寄于事则情不泛;事寓于情则事感人。情与事交融,文方有“境”。王国维氏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有我无我,均是情、事的交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然诵读全诗、全词,都有事在其间、情融其中。诗词如此,散文同理。若为追求空灵,省去叙事,纯写情感,结果情无所依,读来迷离恍惚,终篇不知所云。
  
  二
  事有大事小事,情有大情小情。虽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滴水可以见大千世界”,但毕竟大事如大船,小事如小舟,其容量不同,承载各异。李易安词:“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愁多载不动,爱大也同样载不动。短篇散文择事言情,需要量体裁衣。偏爱小情境、小情感、小欣喜、小哀愁,写得好虽然也可以清丽可喜,但终不如大悲大爱动人心魄。前人论柳永、苏轼词之区别,说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词则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正是说的这种分别。若是所择之事琐琐屑屑,连小情感也难于承载,便只落得无病呻吟了。
  
  三
  艺术是发展的。无论文体、表现手法,乃至语法、词汇,都需求变,即所谓“若无新变,岂能代雄”?但有两种求新需要谨慎。一是回到过去,二是自造新奇。回到过去,只是模仿,并无新意。譬如七八十年前的文体,七八十年前的情感,七八十年前的词语,今天重新拾起,虽然可以炫奇,但毕竟同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表达相去太远,就像把老姑奶奶压箱底的衣服搬出来当时装,使人感到滑稽。自造新奇,因为过于刻意,令人感觉造作。所谓“自造”,其实也并非一空依傍,大半也是模仿,不过大抵是模仿国外所谓“前卫”的花样。由于依据的样板多半是译品,译者的水准便决定了样板的水准。译品水准每况愈下,已是译界普遍的感叹。取法乎上,仅得其中,那么,取法乎中或取法乎下,能有什么结果?
  
  四
  白话可以写得精炼、隽永。鲁迅所说的办法,即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实在是很实用的。可惜有人以为太过简单,并不重视。文言词语,文言句式不是不可以用,但要懂得如何同白话水乳交融,否则,生拉硬扯,读来别别扭扭,不如不用。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曾在一位同学的作文后批道:“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那是因为那位同学雅好用“而”,但每每用得不是地方。对于喜欢在白话文中夹杂文言词语而又不善运用的朋友,这几句批语或许是一剂良药。
  
  五
  文学作品当然不是历史。但文学作品常常要涉及历史或历史人物。作家不是史家,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落笔之际常常有独特的视角或侧重。尤其是散文,更尤其是精短散文,寥寥千字,岂能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纪事本末或生平传记?但既要涉足历史,对所叙述的事件或人物,就要有全面的把握,不能如宋玉做《登徒子好色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随心所欲编造情节。戏剧作品还可“戏说”,如《琵琶记》之述蔡中郎,只要不标榜正宗历史,不过是借名叙事,尽管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讥,仍不失为传世名剧。散文不行,一失其真,便落下乘。散文作者若要涉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总要认真读一点相关史书,做一点案头研究才行,今日所谓导游介绍或旅游宣传品多半儿是不足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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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8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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