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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人项庄舞剑等3则




市场经济“作为”比“地位”更紧要
“入世”谈了15年,“入市”还要谈那么久吗?这种急切之情,表明中国人迫切需要以过程论的积极心态,而非目标论的静态心理,来看待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型。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人项庄舞剑

中国是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此,普通中国人是有理性认识的。但是在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扯皮扯上15年时,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这是不是遗忘在肚子里的手术刀?中国媒体叫起来。人们正在把中国为获取市场经济地位做的努力,看作“第二轮世贸谈判”。是“入世”后的“入市”问题。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时被欣喜遮住的激愤发作了。当时,“中国入世后15年内仍将被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信息,让一些人士情绪激动。中国入世法律文件16开本792页,其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440个字,越来越像一根肉中刺。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明确表示不可能轻易帮助中国把这根刺拔出来,中国人又无法忍受。这时,当年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已无法再保持“低调”。日前,他在福州的一次活动上对媒体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别国承认。”那么中国领导人又何必忙着要求欧盟承认呢?当龙永图说出“今后中国加入任何国际组织只要15分钟就够了”这样的话时,可以想象他是多么激动。然而,他的激动正好说明公众缺乏必要的冷静,并出现落入情绪化陷阱的危险。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例确实在激增,但这一现象不能同让人恼火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划等号。中国去年出口额4000多亿美元,其中遭受反倾销诉讼总额为22亿美元,占 0.5%。这里面,一些企业积极应诉并得到回应,最终被判定反倾销的案例涉及大约10多亿美元,不超过0.25%。“为什么我们不关注占多数的99.5%,而只对0.5%争执不休呢?”龙永图问。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在开听证会的消息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但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埃文斯的指挥棒呢?也许我们的谱子同他的谱子并不是同一支曲子。对于反倾销问题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确实尽可以从容以对,应当坚决避免政治化和情绪化。特别是当前北美政治舞台上正值政治化和情绪化高峰季节。
在国际外贸竞争中,讲究的只是利益互换。中国现在向发达国家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肯定还要付出别的代价。如果对方要价过高的话,中国又急于一时,只能是得不偿失。即便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见得会减少,而发达国家还会以反补贴、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的屏障来制约中国的外贸出口。其实,这一地位的获得并不能真正改善中国外贸出口的总体环境。冷静地看,当“市场经济地位”忽然成为中国人的关注焦点时,这一中国人的理想主义目标,实际上可能正在成为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工具。当前中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及出口增长撼动了旧有世界贸易格局。据统计,中国出口美国的彩电,从2000年起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这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在这种崛起速度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期同样频遭黑手,而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日本显然是无须争议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6月初,美国商务部就是否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首次听证会上,埃文斯明确打出了人民币汇率这副牌:“除非由市场主导决定劳资和货币兑换率,否则中国将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显而易见,目前中国不可能接牌。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如果实现浮动汇率制度,这两项首当其冲。同时,当前的人民币吸引了约1000多亿美元国际投机资本。要调整汇率,这一成本也太大。与此同时,汇率问题的基本稳定,可以为中国十分艰难的金融改革赢得时间。其实,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立克都已经向国内明确表示,在新的条件下,通过积极推动中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寻求,是最有效地获取中国在人民币、劳工标准等问题上让步的武器,甚至要比经济制裁有效得多。

100%的应诉胜诉率:应该向浙江人学什么?

去年浙江企业面对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和胜诉率都是100%。在欧盟针对浙江人的打火机反倾销案中,中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5家企业100%均获成功。不论欧盟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出怎样的“初步结论”,由于我们太平洋对岸的邻居舞剑之意在沛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寻求全球性突破都要假以时日。而且即使我们目的最终达到了,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剧烈扩张期,全球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行动仍然只会增长不会减少。中国必须寻找更好的突破口,而且这一突破口也将通往国内外公认的完全市场经济的真正道路。在反制其他国家反倾销调查中几乎从不落败的浙江人,已经走出了这样一条并不难以学习的道路。但在全国推广,需要突破的障碍恐怕比埃文斯设置的障碍多得多,大得多。浙江人能打胜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战役,并不是由于浙江省外贸部门的官员更加强有力,而是更高明,他们推动了浙江极为发达的民间商会建构。从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商会具有协调同行、避免过度竞争以及自主对外沟通的功能。中国最缺少的不是官员,而是能够有效协调作用的商会,能够与外国商会建立有效协商机制的商会。根据WTO秘书处提供的资料,向WTO正式通知的反倾销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案件经双方沟通和磋商得到了解决而没有导致采取反倾销措施。这里民间渠道十分重要,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并非只有丛林法则起作用,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贸易自由化受到公平竞争原则的约束。因此,彼此竞争的企业也有共同的利益,商会则是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这样,民间商会的缺位,实质上构成反倾销案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中日大葱贸易纠纷,包括大蒜纠纷、蘑菇纠纷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缺乏民间渠道。本来可以通过双方民间组织自主谈判解决的争端最后摊到政府层面,就是由于中国“民间组织”无力承担两国部长共识提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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