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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思维误区


长期做“账房先生”的结果,就会产生一种“账房思维”:迷恋存货的数量,混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认为自己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好的,对别人的批评反感。关起门来鉴别,也会产生专业人士,“账房先生”升级为“鉴宝专家”。“鉴宝思维”是“账房思维”的升级版,也可以简称为“账房2.0”。“账房先生”式的批评家,可以毫无障碍地在“账房思维”和“鉴宝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像双频手机一样。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养成了一种“荐宝思维”,成为“荐宝专家”。
  
  一
  
  面对公众,“批评”要及时表达最基本的判断,而不是用所谓的“学术”话语来将评判的底线标准搅浑。如果读了我《垃圾与黄金: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两个极端》一文之后,还对它的字面和背后的意义视而不见,甚至断章取义,那么我只能说,他们不是故意的,就是思维出现了障碍。如今,媒体再一次挑起话头,希望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依我看只会“越辩越乱”。为了不要再一次出现一统天下的单一评判标准,我接受了杂志的邀请,再一次来“添乱”。但是,我不会将自己的观点看成是代表“国家的”“民族的”,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只对我个人的思考和言论负责。
  从总体上看,当下的文学创作“环境”和作家的“技术”,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前30年所不能相比的。这说明我们的精神生活已经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开始回到正常人的起点上,但仅仅是“起点”,离我们的期待还很远,问题还很多,其他领域也如此,这成了常识。我们不能将说出这个常识当作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将这个常识公之于众的工作,应该由相关职能部门内的专业人士(综合不同文学种类外聘专家的意见)来做。他们会告诉上级主管部门和公众,我国每年生产了多少部长篇小说,是此前的多少倍,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其中多少是上等的,多少是中等的,多少是下等的,哪些作品翻译成了外文,国际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如何,等等。如果学者或者批评家,整天惦记着那些数据和账目,不说他们越俎代庖吧,那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他们的条件和精力都不够。当他们试图“如数家珍”一般向公众列举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成就时,总是显得丢三落四,厚此薄彼,结论勉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不觉地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账房先生”行列,定期向上级和公众展示账本数据和仓库存货。
  长期做“账房先生”的结果,就会产生一种“账房思维”:迷恋存货的数量,混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认为自己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好的,对别人的批评反感。当然,他们在自己的仓库内部也分等级、贴标签,但分级的目的是先找出一批好的,然后在好的中间再找出最好的,排排坐分果果。关起门来鉴别,也会产生专业人士,“账房先生”升级为“鉴宝专家”。“鉴宝思维”是“账房思维”的升级版,也可以简称为“账房2.0”。“账房先生”式的批评家,可以毫无障碍地在“账房思维”和“鉴宝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像双频手机一样。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养成了一种“荐宝思维”,成为“荐宝专家”。“鉴宝专家”是极端的、苛刻的,他们会像电视“鉴宝”节目中那样,将赝品当众敲碎。而“荐宝专家”是中庸的、变通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荐”,并根据各种权利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荐的对象,郑重其事地向国内国际市场推广。而且他们从来也不砸碎什么,因为他们吃不准下一步什么宝贝会得宠。
  
  二
  
  资深外籍中国文学专家顾彬先生,主要是一位“鉴宝专家”,偶尔也充当“荐宝专家”。他一辈子在中国文学的仓库里辛勤工作,令人敬佩。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等著作,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但谁也没想到他会对自己管理的货品中的当代部分产生疑惑,进而感到厌倦,接着突然“反水”,发出“垃圾”的感叹,这让人始料不及。其实,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厚感情的顾彬先生,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对其“垃圾说”的附和与肯定,而是希望出现有效的反对声音。否则,他一辈子的工作就成了研究“垃圾”。尽管顾彬先生后来对自己的观点作过补充说明,但批评还是来势凶猛。对顾彬先生的批评无疑不能简单化,比如,你说差我就说好;你说“垃圾”我就说“黄金”;你说好的只有百分之五,我就说有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五,像故意跟人较劲似的,其实骨子里依然是“账房思维”或者“荐宝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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