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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思想的“中间人”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影响


□ 彭修银 李 颖

  摘 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运动,引进了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在文艺学领域,中国古典文艺学也吸收了西方的文艺思想、观念、体系和方法,开始向近代形态转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是通过学习日本作为接受西方近代文艺思想的主要途径,因此,日本在中国输入西方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本文以历史上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具体状况为背景,分别考察了中日两国文艺学近代化的历程,并依据资料和史实,具体分析了日本在中国文艺学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文艺学 日本文艺学 西方近代文艺思想 近代化 转型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之“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学科,在我国虽然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西学东渐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西方耶稣会士东来及其“学术传教”活动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学术界称之为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契机,但两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西学进入中国以明末(明万历十年,即185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为开端。西方传教士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著刊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向中国知识界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及一些世俗文化知识,其中以天文学和数学为主要内容。中国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采取的态度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排斥、怀疑,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信任并加以利用,但最终因其不能为稳固统治发挥作用,还是坚决地将西方学者驱逐出境,从此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机会。而当时中国一些代表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与科学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西学的优点,并在实践中有所应用,但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使他们把比较与会通中西文化的结论最终归结为“西学中源”说。中国人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倾向的结果只能是排斥并打击外来文化,而盲目排外的代价就是科学上和制度上的进一步落后。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渐衰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中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之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仅以科技层面的声光电化之知识、坚船利炮之技艺为满足,还要求进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学说。可以说直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学说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人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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