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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一种申述


避免对双方观点正确与否进行判断,把论争放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背景中,从学科合法性和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有利于重新审视顾彬的观点,以及如何定位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问题。
  
  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是2007年的著名“事件”之一①,引发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讨论和论争。总括而言,当时赞成顾彬说法的中国学者寥寥无几,以陈平原、蔡翔等为代表的反对者居多。但是此事件并没有结束,从2009年11月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位和评价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焦点,很多学者纷纷撰文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并且引发激烈甚至是带有浓重火药味的学术论争。
  不可否认,无论是以陈晓明、孟繁华为代表的,被称为“唱盛党”的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成就的观点,还是以肖鹰、张柠等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低谷”的看法,都有自身深厚、充分的一套理论作为立论的依据,以及严谨的学术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均有自己的合理性。毋庸赘言,这种论争正是当下学术观点自由、多元的一种体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名以引进和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成名的学者兼批评家来说,陈晓明具有深厚的西方理论基础,他不仅以专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的文学理论批评奖,甚至出版了研究德里达哲学的专著《德里达的底线》。正如肖鹰教授在《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所说的:“陈晓明虽然后来以文学批评家为业,但远在求学时代就对始自康德、黑格尔,至海德格尔、萨特,而终于德里达一线的西方现代大哲下过深功夫”②。同时,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正是在西方文学和其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而文学现代化曾经一度就是指“西方化”。那么,西学功底深厚的陈晓明为什么要坚持提倡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观点?而且他在面对众多的批评和批判之声时,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鼓动或曰支持着他提出这些观点?显然,我们无法仅仅用哗众取宠或是“立论以惊悚着眼,不怕把你吓着,就怕吓不着你”③之论来对此加以批判或是解释,这均失之简单、粗暴,而是需要剖析出更深层、更具学术说服力的内在原因。
  本文就拟以陈晓明的“中国的立场”观点为切入点,尽量避免对双方观点正确与否进行判断,而是把该论争放到更广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背景中,力图从学科合法性和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学术探讨。这亦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顾彬的观点,以及如何定位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问题。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一文中,陈晓明明确阐明自己提倡“中国的立场”的原因在于:“多年来,我对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本土化,用中国方法做中国的学问……等说法,深表怀疑。但直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又不得不反省。”④当然,陈晓明要建构的“中国的立场”并不是排斥西方影响的“讲原道征圣宗经,讲自然天才论,讲南北差异,讲文体盛衰”的所谓“中国文学传统”⑤。作为一个浸淫当代文学三十多年的研究者,他自然了解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仿效的是西方现代国家大学的教育体制,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产物,大学中文系中所设立的各门学科,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均是西化的产物。以有“国学大师”之誉的王国维为例来说,他首开用西方理论观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风气,且不说他的《红楼梦评论》通篇引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就是他在《人间词话》开篇所推崇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进化论,虽然不如几年后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观点更广为人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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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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