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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礼乐中的外来乐器阐释


□ 饶文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音乐在自身丰富发展的同时从来不乏向外族学习,像广纳百川的大海,努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滋养。正是有了这样的气度和胸襟,中国传统音乐才有了今天如此渊源深厚、千姿百态的风貌。有史实稽考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业已开始了。尤其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诸国,西域的乐器、乐调和乐舞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从而为今天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外来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发展史。
  乐器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物质凝聚和载体,也是该民族音乐文化的标识。乐器的流播及其形制的变迁和衍化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也浓缩着人类对美好事物的不断探索与追求。乐器本身“刻录”着一个民族丰富珍贵的音乐文化信息,因此历来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所谓“外来民族乐器”的范畴,其实是一个随特定时限而变化着的概念。我们对中国传统乐器范畴的甄别审视,一般是以清末为下限的。今天的中国传统乐器中就不乏众多的外来乐器,比如琵琶、扬琴、唢呐、胡琴等已被视为无可争辩的中国民族乐器,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相对于中原而言传人的异域、外族乐器。正如今天日本邦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琵琶、筝、尺八、三味线等也是历史上接受他民族文化而传人的外来乐器。当年这些外来民族乐器来华是以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被接纳的,或是外国来献艺献乐,或是通过战争平定后直接获取或内附朝贡等。宗主国将臣服国家或民族的俳优乐伎一并纳入本土,列于朝中乐部,从隋唐以来似乎形成了一项制度。至少说明中国历朝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包容。隋唐以来宫廷所设“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可谓是中外四夷伎乐的展演荟萃。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依据自我的文化审美取向不断在筛选这些外来乐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外来乐器也就改变原籍,正式被接纳到中华民族传统乐器的大家庭中了。
  清代较之于明代以前与外来音乐的交流,地域从西域、东亚向南亚、东南亚拓宽,国家和民族比前朝增多,众多的外来乐器亦随着其乐舞形式和种类进入清代宫廷。清朝统治者对宫廷音乐极其重视,其乐部设置在明朝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种类繁多、规模庞大。清朝宫廷音乐有雅乐和宴享音乐之分。据《清史稿·志七十六·乐八》记载:“清代乐制,有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导迎乐、铙歌乐、禾辞桑歌乐、庆神欢乐、宴乐、赐宴乐、乡乐,器则随所用而各异,悉依乐部次第,胪列而备举之。所获籓属乐器,列于宴乐,古所未详,尤不可略。然第志其名称形制而已,若夫尺度声律,则有司存。”从上述可知,凡外来乐舞皆用于娱乐宴飨。对于所用乐器,当时的史官们仅是依葫芦画瓢,将其形制一一描绘,而至于其乐器的历史渊源、采纳何种律调,恐难进一步深究。关于宴乐的类型,主要由外来乐舞构成,如《清史稿·志七十六·乐八》所载:“宴乐凡九,一曰队舞乐,一曰瓦尔喀部乐,一曰朝鲜乐,一曰蒙古乐,一曰回部乐,一曰番子乐,一曰廓尔喀部乐,一曰缅甸国乐,一曰安南国乐。”
  纵观历史上传人的外来乐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固定音高的体鸣、膜鸣、气鸣乐器,如鼓钹笳管类乐器;另一类是无固定音高的弦呜乐器,与前者不同的是,这类乐器多数在演奏技艺上难以把握,它们在中国的扎根流传与其最初是伴随着所属国乐工一同进贡入朝不无莫大关联。根据《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等乐志所载,当时所获之乐就包括乐工与歌舞伎人在内,由他们进行本国乐舞的表演。当然,清廷也规定乐部署史学习表演安南、廓尔喀、粗缅甸和细缅甸四项音乐,以备各处筵宴应用。正是因为有了所属国乐工的教习相传,无论是保留宫廷还是流落民间,其音乐文化和乐器本身终归在中华民族的音乐交流史及其传统音乐的形成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清代文献中,对乐器进行图文并举的描述主要集中在《钦定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的乐部。本论文主要依据《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与《钦定大清会典图》中所绘乐器图说,择其中与今日所属民族、国家或地区相对应的回部乐、廓尔喀乐、缅甸乐之乐器,就其译名、形制、乐队编制、演奏功能等进行比较辨析与阐释。《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以下简称《图式》)1759年开修,1766年成书;《钦定大清会典图》(以下简称《会典图》)1747年开修,1764年成书。这两者的修撰与成书年代不相上下,但是在体例编排上却不一样。前者是按外来国别和族别以及获乐的先后来描述,而后者则打乱了这种顺序,完全采纳乐器本身的物理分类原则,从中可以看出修撰者当时具有的难能可贵的乐器分类理念。如《会典图》内的乐器共分为五大类,每一类皆包括四夷之乐器:“卷四十·乐十·乐器五”为金属类击奏乐器(亦含少量几件带金属的吹管乐器,如铜角、金口角);“卷四十一·乐十一·乐器六”为弹拨类乐器;“卷四十二·乐十二·乐器七”为拉弦类乐器(其中列入了四件弹拨乐器);“卷四十三·乐十三·乐器八”为吹管类乐器;“卷四十四·乐十四·乐器八”为革类击奏乐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18世纪中叶的分类法与19世纪初霍恩波斯特尔一萨克斯的现代乐器分类,即体鸣、气呜、膜鸣、弦鸣四分类法竟吻合一致。此外,近代刘锦藻所编《清朝续文献通考》中,“乐考五”至“乐考九”所记载的乐器是按音乐种类分为雅乐、众乐和西乐三大类。由于本文仅从外来音乐的角度考察,为使论述对象明晰有效,故采用《图式》中按边疆少数民族族别和外来国别乐器的排列体例。在对乐器形制尺寸规格的文字描述上,以上三者颇为一致,已经精确到了不差一厘一毫,不少一弦一柱,由此不得不钦佩我们的先人极其细致严谨的敬业精神。从绘图上看,《图式》在乐器的描绘上又是最为精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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