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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媒发展与传媒政策”研讨会综述


□ 陈辉兴 田始凤

  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中外传媒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球传媒发展与传媒政策”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6月16日在上海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学界和业界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就全球化形势下的传媒发展动态和传媒政策走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传媒政策调整与管理体制创新
  
  1.新闻体制改革与理论创新
  复旦大学的李良荣在发言中指出,新闻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首要是目标的确立。媒体、政府和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对于媒体来说,商业利益优先;对于政府来说,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先;对于学者来说,公共利益优先。他认为,传媒业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包括: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确立主流价值观;保持弘扬传统文化;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党性原则是政府对媒体的一种硬约束,当前公共利益对媒体而言只是一种软约束,更多地是一种道德上的呼唤,而不是一种制度安排,“越反越泛”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没有硬约束。为此,他提出新闻体制改革的优先目标是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应该像党性原则一样有硬约束,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呼唤。
  上海大学的戴元光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理论与体制的创新。他认为,在探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建构时,必须考虑中国现行的传播理论和新闻体系结构。在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建构我国当代新闻传播理论首先必须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国新闻传播思想的理论基础。代表先进文化重点是抛弃落后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体制、文化方式和文化产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重点是解决新闻传播要跟上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先进生产关系;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就是新闻传播要站在人民的一边,代表人民说话,而不是站在人民头上指手画脚,不仅传播民主,还要民主传播。
  2.西方国家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和和政策演变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Mark Wheeler回顾了《欧盟电视无国界》的制定及其演变过程。他认为,技术融合与传播服务的全球化为欧洲电视部门带来了新的竞争者。欧盟于1989年通过了《电视无国界指令》,这为刺激生产提供了自由的原则,从而使统一的欧洲音像市场能够与美国进行竞争。2000年,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Viviane Reding宣布委员会将重新检查《电视无国界指令》,考虑它集中在电视上是否仍然合理,这一过程直到2005年12月《视听媒体服务无国界指令(草案)》的公布才得以结束。在这次检查的整个过程中,欧洲音像部门面对市场机遇全面开放,而把文化多样性和民主机会放到了一边。而且,这个跨国政策随着现代治国方略中所出现的从政治到管理的变革而变化的。
  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志认为,西方各国的媒介制度和政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其基本推动力是数字化、融合化和全球化趋势。他指出,各国为了实现广播电视行业应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多选择了公共媒体与商业媒体并存的二元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但是,从总体上看,在监管体制方面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一是依照专门立法进行监管;二是政府监管与独立规制并举;三是公共媒体监管以依法自治为主、外部干预为辅;四是对于商业媒体监管,独立规制、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并举;五是统筹协调通信监管与广播电视监管的关系;六是监管决策的民主化、专业化水平较高;七是监管以维护公民权利和消费者利益为主旨;八是多元评价机制对广电媒体形成“软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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