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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兴起神圣的没落


□ 孙邦金

世俗的兴起神圣的没落
孙邦金

最近重读了日本中国学研究权威岛田虔次(一九一七——二○○○)的名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有了许多新的理解,当然也少不了疑问。全书对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亚洲停滞论”)的分析有一个主线,那就是紧紧围绕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士大夫对于人的不同界定。岛田认为,要研究“中国的近世性与近世的中国性这两方面,必须把握作为近代中国史主体的士大夫的存在性格”(3页)。通过研究士大夫的具体存在性格可以得出他们对于人之合理形象的不同界定。而岛田主要根据儒家学者以人的内在主体性与外在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为中心问题,认为从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过渡及其反动的过程中,士大夫的具体存在性格表现有从外在社会性、客体性向内在个人性、主体性的明显转向。在这种转向的同时,“社会”中的“个人”变得愈加独立和“无忌惮”,愈加与“社会”不能相容。透过此种转向,可以看出中国近世儒家学者对于“人”的强烈启蒙诉求,甚至于不惜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立于“社会”的“个人”。岛田进而认为,这跟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崛起这一文化变迁走向是相一致的。他说:“伦理从政治中、历史从伦理中基本上被一一区别开来;特别是文学也被承认有其独自的原理和领域。含糊笼统却一直保持着正统主义气氛的、士大夫自豪意识的、牢固的、内在的统一之整体世界,终于被分解得零零散散的了。在伦理上以前所被确信的东西,现在都一一被斥责为僭越,我们也许在这里几乎看到了西欧的所谓‘近代精神’、‘近代原理’。”(112页)

具体来说,在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心目当中,存在着好几种不同类型的理想人格形象。一、如果朱熹希望通过外在扩充而成为一个“人为的圣人”,那么王阳明则希望通过内心觉醒而成为一个“自然的圣人”;二、如果阳明很欣赏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的话,那么作为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王心斋与王龙溪等人则希望成为一个“自率其性”、“自得其乐”的“吾”,因为后者认为对于天地、万物与生民的关怀最终只能系于一己之身,此外无他可言;三、如果说泰州学派希望实现“有私”之“自我”,那么李贽则是“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狂者”。人的界定发展到此,可以说儒家心目中原先的圣贤形象的神圣性已经消失殆尽,超凡入圣的人格追求也几乎看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独立自主、自由率性的个人形象。但是事与愿违,李贽对于“个人”的肯定与追求,最后是以受到有伤名教的指控、死于狱中而告终的。岛田说:“李卓吾的狱死,正是中国近世最终没有形成市民性近代社会之命运的一个确切的象征。”
但是,为什么对“个人”的强烈追求并未导致西方市民性近代社会的形成呢?对此,岛田并没有从外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上进行分析,而是从儒家士大夫自身的内部冲突来追寻其根本原因。简言之,中国近世性发展的中断根源于儒家士大夫自身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士大夫性与庶民性之间所存在冲突的不平衡解决。他说,“就士大夫社会、就儒家意识而言,具有个性的人,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儒家士大夫=官僚性、士大夫=读书人的封闭性与必须时时向下层庶民吸收新鲜力量这一构造原则上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在个性特立的年代会紧张到威胁儒者自身生存的地步。凡夫俗子皆可以成为尧舜,满街皆是圣人的观念,将士大夫与世俗平民等同起来,这最终导致了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抗。随着个性独立呼声的高涨,士大夫群体反对特立独立之个人出现的封闭性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岛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士大夫群体)经常寻求神圣的纯粹精神的热情,而那种神圣已经丧失了的时候——而且新的神圣还没有被给予的时候,逆说就会兴起,玩世不恭就会产生。”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决裂,并不是由外在新兴阶级(特别是庶民阶层)引起的,而是由于士大夫自身矛盾所引起的。事实上,对李贽为典型代表的阳明心学之极端发展进行批判进而代之而起的,正是以儒家士大夫形象自居、排斥阳明心学、提倡回归程朱、强调砥砺名节的东林学派。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在一九四九年初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日本学界的足够重视。后来,岛田又出版了思想传记性质的著作《朱子学与阳明学》。此书并没有接着李贽往后讲,研究中国宋明思想与清代思想之间的不连续性,而是着力向前追溯明学与宋学之间的连续性,亦即朱学是如何过渡到王学的。之所以没有向下追溯,跟作者在《中国近世思维的挫折》一书所做出的总体结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岛田看来,李贽已经是中国近世性发展过程的最高潮与终结,对于近世中国为何停滞的问题已经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如果再往下研究,不免是狗尾续貂式的重复劳作而已。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岛田屡屡强调了王学左派与清代学术的重要性。不过,鉴于《朱子学与阳明学》一书在时间、逻辑上先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岛田在前书中的研究只不过是后书的回溯性的自然延伸,这也就决定了岛田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一书中不太可能有重大理论突破或者在基本结论上有何改变。但很显然,岛田后续研究较以前视野更为宽阔,除了一贯重视儒学自身的内部矛盾冲突之外,还一并考虑了三教互动对于中国近代思维变迁的重要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岛田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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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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