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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未尽(下)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这些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一致。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以前,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逛书店,惊喜地发现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连忙买回,这是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而出,其中收集了一百三十位近现代文化名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中华书局的通信,最早的信是茅盾写于一九一三年,最早的人是梁启超,其中少数人在此集出版时还健在,而今健在的好像只有杨宪益和黄裳两位先生了。这是极为珍贵的墨迹,所有的信都是毛笔竖写,因为是普通事务性来往(谈版权、稿酬之类),都很随便,有的整齐些,有的字迹潦草,涂涂抹抹,字体也各有千秋,不过多为读书人的字,很少“账房先生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放在现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令人惊奇的是刊于篇头的一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致新城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亲笔信,内容是感谢赠稿费三十元,请捐给东北义勇军。虽是武人,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有些幼功,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功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最高,周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林云,而把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和《荒山泪》、《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春闺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两朝治下都曾犯忌禁演,以其不合时宜地宣扬和平反战。《锁麟囊》则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沉浮中几度被禁又开禁,程砚秋的一个心愿是将此剧录制电影,最终以剧本“鼓吹阶级调和”而未果。乐民每言及此都叹息不已。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该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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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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