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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


□ 张丽军

  内容提要:在有关老舍的文学批评接受史中,老舍“写穷人、为穷人”的城市底层叙述一直处于遮蔽之中,仅见于一些散淡零星的提及。鲁迅的“乡镇底层叙述”、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赵树理的“农村底层叙述”三者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底层叙述”风景。老舍对祥子、小福子等底层的感情,不同于鲁迅对平民世界描摹的知识分子审美观照,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有着很大差异。在老舍的城市底层文学世界中,他怀着对穷人和满族末世人的深厚体验和血肉相连的情感态度,通过“日常生活视域”的审美之门,深情描摹出了祥子、小福子、月牙儿母女俩等城市底层典型形象,撕裂城市现代性的华丽外衣,建构了一个被照亮了的城市底层“劳苦世界”群像。老舍城市底层叙述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风景的同时,也为新世纪中国底层文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审美镜像。
  
  一、中国现代文学底层叙述的空间形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底层阶级”概念,包含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广泛的受压迫阶级或阶层,服务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当代国学者对底层概念的研究兴趣,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分化的巨大差异。1996年蔡翔在发表《底层》一文,较早提出“底层”话语,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主要指苏州河边棚户区以体力劳动为生的群体。
  刘旭在《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梳理了底层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含义,指出“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底层’在中国最早出现时也与国外理论中的‘底层’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地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底层”概念的提出对于分析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中的底层形象,关注当代中国底层群体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和批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阶级性批评空缺的局限。刘旭在书中对“底层叙述”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底层叙述”话语体系呈现了“现代性话语的裂隙”,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展现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最下层”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书写底层民众的思想指向。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到当代文学,众多描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了一个乡土中国的“穷人区”和庞大的底层“穷人”形象群。由于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审美视阈的差异,不同的作家对底层的叙述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来。从区域来看,“乡镇底层叙述”以鲁迅的“鲁镇底层叙述”系列为代表,“城市底层叙述”以老舍的“老北京底层叙述”为代表、“乡村底层叙述”则以赵树理的“山西农村底层叙述”为代表,三者不同的思想渊源、文化视野、审美趣味、价值追求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乡土中国“底层叙述”风景。
  鲁迅的独特成长经历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审美视角和知识背景。鲁迅除了随母亲到农村的外祖母家接触一些乡村农民生活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乡镇与城市度过的。鲁迅在自己的《呐喊·自序》中叙说自己童年时期曾经“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即乡镇所拥有的经济、生活场所里的人生体验。腐朽封建礼教文化在鲁镇空间凝结、聚集着,压迫这里的穷苦人们。鲁迅在一种西方现代性启蒙思想的审美视野观照下,结合自己独特的乡镇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创造了“鲁镇”这样一个小乡镇文学空间和“鲁镇”穷人形象系列,即一个“老中国儿女”的文学世界。
  赵树理从小就沉浸在乡村民间文艺世界中。他在村子里不仅学会了吹拉弹唱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农民直率朴实、生动风趣的语言艺术技巧。在文学实践中,赵树理渐渐清醒地意识到新文学的内容固然是很好的,但形式却不为农民所喜闻乐见。他立志决定以最底层农民为文学创作接受对象,以他们熟悉的口语化语言、农民审美趣味和文学传统结构来进行文学创作,开始了自觉的、为最底层农民写作的“文摊文学”尝试。赵树理风靡解放区的《小二黑结婚》就是以乡土中国社会最底层空间刘家蛟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场域。这里有最贫苦、胆小怕事、被欺压惯了的农民,也有横行霸道、欺压一方、凶狠歹毒的乡村恶霸。小说情节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出现了喜剧性变化。走出了乡村反动势力控制的刘家岐,小二黑与小芹来到代表翻身农民的革命政府空间就感受到了阴睛两重天的巨大差异。区政府把金旺兄弟扣押起来,一举消灭了刘家岐欺压农民的新压迫势力,小二黑与小芹如愿以偿结婚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给予了这个乡村政治空间“沉默的大多数”一员中的老秦众多言说机会,显现了赵树理对这一类型最受欺凌、形成逆来顺受奴性的最底层农民形象的重视与关怀。
  舒乙先生在《理解老舍先生其人其文的五把钥匙》文中用五句话来概括父亲的特质,其中第二句是“他是满族人”,第三句是“他是穷人”。这种穷人和满族末世人的双重身份形成了老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艰辛。在走上创作道路以后,老舍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带进了创作中来,而且这种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生存体验使得老舍备加关注城市底层穷人的命运遭际,在题材上他不会也不可能去选择他所不熟悉的王侯将相、达官显贵。老舍这种对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不但没有因为地位和职业的变化而变化,反而因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生活阅历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深沉,对穷人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入。他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些穷哥儿们,愿意为穷哥儿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最终老舍选择了文学作为为穷哥儿们悲惨生活而呐喊、呼号、抗争的工具,以自己“头朝下”的穷人体验、满腹“苦汁子”的生之痛苦叙述一个被漠视、遮蔽和践踏的群体——底层穷人群体。他在第一部小说作品的序言《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又是对别人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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