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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忆故人


□ 刘 斌

  1966年冬,中国的“文革”大火正炽。是年12月的一天,古城西安,寒风凛冽。黄昏,我匆匆赶往西北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那里拘押着我的老父亲刘端棻,我需要每天按时给他送饭。
  西北大学,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却是一所有着悠远历史的名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津的高等学校内迁,北京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迁至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而北京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都迁至陕南的汉中城固,即西北大学的前身“西北联大”。抗战胜利后,联大先后解体,“母体”恢复,师生纷纷返回华北。“西北联大”却与东北大学留在西安的一部分组成了国立西北大学。曾经有一个时期,陈立夫还兼任过西北大学的校长。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一样,人才济济,在中国抗战教育史上有同样的地位,很可以大书一笔。不知何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国人仿佛忘掉了这段历史,也不了解这所大学。1960年前后,中国进行了一次高等院校调整,西北大学由“国立”变为“省立”,它的影响便一落千丈了。
  父亲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兼西北大学校长。在当部长前,他已经作了13年的大学校长。他是接替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任此职的。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在延安从事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也算是个教育家了。
  “文革”中,上挂下连之风甚嚣尘上,北京搞出了一个“三家村”,陕西也非要搞出个“三家村”来。北京批判京剧《海瑞罢官》,陕西也要搞出个秦腔剧批判。西安城里有40多所高校。上面一声号令,平地里就冒出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
  父亲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时,除新闻、出版、文化和理论外,还管科技、教育、卫生和体育。所以,“文革”中一个宣传部长和一个大学校长“双肩挑”的领导会是什么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父亲早早就被“揪”出来了,关在西北大学,天天接受批判、写认罪材料。从肉体到心灵都在忍受着极度的折磨。
  记得有一天很冷。我照例给父亲送饭。推开门,父亲像往常一样呆坐在里面,神色有些异样。他似乎并不知道饿。却起身关上门,小声说:“你知道我看到谁了?”
  我不明白地瞅着他。
  他说:“我看到习仲勋了。”
  我惊呆了。那年,我只有19岁。但在我的记忆中,习仲勋是一位陕西籍的革命前辈,他参与了陕甘苏区的创建,是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他担任副政委,是彭老总的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是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上调进京,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其时不过40多岁!
  后来因为一部名叫《刘志丹》的小说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被“发配”到河南洛阳,当了国营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
  父亲和习仲勋的交往要上溯到二十世纪30年代。那时习仲勋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委书记,父亲则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的副校长,这所学校的校长由习仲勋兼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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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陕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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