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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标准已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没有魄力建构异质性。
  
  一、我很不同意顾彬的评价
  
  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罗素说,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怀疑本身。也就是说,我们的反思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
  今年11月1日我在人大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学与当代海外的互动”的圆桌会上的发言,提出在梳理和评价中国当代60年的文学时,要有一点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遭致有些同行的激烈批判。但我以为这些批判,完全没有顾及我讨论问题的前提和逻辑。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当代文学60年:开创、转折、困境和拓路”。说得清清楚楚,是指我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历史时,我们应该持有的立场和方法。由此我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一个衰败的历史,而是这60年的文学发展到今天,当下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是达到过去没有的高度。这个“过去”是指这60年框架里的过去。但批评者却搬出《红楼梦》、鲁迅等等来说事,这是有意混淆黑白。另一方面,我明明说得很清楚,“有一点”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这是建立在我们学习西方的知识一百多年的前提下,我们个人也有相当投入的学习的前提下,在评价文学———语言的特性、母语的特性如此鲜明和重要的艺术种类时,有勇气给出自己的立场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这些说母语的人,总是能够体验到汉语的特点,体验到母语的精微和审美特性,理应对母语建构起来的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发言权,何以不能自己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出判断?一定要由海外带着意识形态偏见和并不阅读汉语作品的汉学家来作权威论定?这是我提出要有一点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的基本语境。肖鹰说他那天去人大是去“捍卫和保卫顾彬”,其志可嘉,其态却可笑,看上去更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顾彬在中国乃是贵宾,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国人趋之若鹜,哪里还需要捍卫和保卫?我倒觉得顾彬先生本人是一个颇为直率且朴素的学者,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我推测———如果推测失误,那我自认倒霉),我以为他更需要坦率的对话与批评,而不是虚张声势的捍卫和保护。保镖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弄不好就成为打手了。
  无须避讳,我提出这种立场和观点,显然是针对顾彬先生的。都以为顾彬先生这二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振聋发聩。其实,自90年代媒体兴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早些,在海外一批的中国作家(这里我就不一一指名),基于另一种立场,在那时对90年代初及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有一种贬抑的评价,其后面的潜台词就是:1989年以后,中国大陆没有文学,中国大陆的文学从此在海外。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不算文学。我不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过顾彬先生,但愿没有影响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其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的言论,1988年,王蒙先生就发表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认为文学走向低谷,因为文学再难有振臂一呼的效应。但也是在那时,中国文学向内转,出现了马原、残雪、莫言,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群,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人的写作。迄今为止,我还认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把汉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峰。90年代,中国媒体兴起,晚报、周报和各种小报铺天盖地,骂别的不行,骂文学的自由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一哄而上,形成势力强大的骂派批评。谁要是不骂,就不是批评;谁要不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说得一团漆黑,就是缺乏良知,就是缺乏艺术眼光。后来,网络兴起,形势逼人,人们已经很难正常客观说话,更不用说下些肯定性的断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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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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