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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老外的奇谈怪论


□ 吴 迪

编者按:一位中国学者到瑞典隆德大学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经常听他的课的是四位洋学生,这“四大金刚”都在中国呆过,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经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为什么焦裕禄说他是老贫农的儿子,他想继承人家的遗产吗?为什么孔繁森对司机说起自己老婆的时候,不说“我太太”,而说“你嫂子”?革命芭蕾舞剧让漂亮的大腿与野蛮的刀枪共舞,它在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吗?……在这些奇谈怪论的围攻下,中国学者孤军苦战,以口舌为刀枪,以脸皮为盾甲,使尽全身解数,时而节节败退,时而小有斩获……等待他的是凯旋还是败北?闭卷沉思,答案自得。本刊自本期起将连续刊载妙趣横生、充满中西方文化碰撞的《中西风马牛:欧洲讲学启示录》一文,敬请关注。
我在国内教老外的时候,轻松自在,学生们能听懂我的话就不错了,没有功力跟我抬杠。上课时,他们都挺规矩,除了往我嘴里塞巧克力,往讲台上扔橘子之外,还没有太出格的地方。就算他们想出格,也找不着我———一下课,我就开溜,不让他们占便宜跟我练口语。
这一次到瑞典,有三大不同,第一是语言能力不同。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选这门课的都是搞中国学的,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汉语水平十分了得,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上侃大山。除了某些发音有点怪,个别的方言口语需要用英文解释之外,一般交流毫无困难。交流是抬杠的本钱,这些家伙特别热爱抬杠。抬杠的原因千奇百怪,抬杠的范围无远弗届。你以为他们在中国呆过,应该了解中国,其实大谬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提的问题越古怪,抬杠捣蛋越拿手。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呆得短的就不抬杠,他们也抬,不过集中在词语和常识方面。
第二是教学方式不同。在国内我站在前头,学生坐在下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讲。在这里,讲台只是摆设,黑板(其实是白板、用炭素笔),基本不用。讲课的和听课的不分尊卑,围桌而坐。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就可以跑到前面去,像海德尔公园的政客一样发表演说,或者拿起炭素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师生界限,使学生有了极大的自由。听课的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出去喝咖啡,可以把腿翘到桌子上,还可以坐到桌子上———如果他愿意的话。
第三是学习目的不同。在国内老外们听课的目的高度一致———学中文、练口语。到了这里,老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有的是为拿学位挣学分,有的是想看电影,有的是想扩大知识面,有的是想出风头,发议论,显摆自己的无所不知。
下面介绍我的学生———索菲娅、托马斯、费米和魏安妮。
索菲娅上高中时就开始学中文,一上东亚系就成了高材生,大学二年就被送到北大,一年后回隆德大学,拿下了中国学学士。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她是中戏小礼堂、电影学院的常客,什么实验话剧呀、独立电影呀,她不分良莠装了满脑袋。画家村、潘家园、秀水街也是她常去的地方,那些假画、文物赝品、廉价服装花了她不少冤枉钱。一到暑假,她就背着手提电脑,穿着牛仔装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欧洲女人事事不让须眉,索菲娅更甚,非但不让,还常常以女性主义自居,找机会向男权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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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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