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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老外的奇谈怪论


□ 吴 迪

编者按:一位中国学者到瑞典隆德大学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经常听他的课的是四位洋学生,这“四大金刚”都在中国呆过,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经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为什么焦裕禄说他是老贫农的儿子,他想继承人家的遗产吗?为什么孔繁森对司机说起自己老婆的时候,不说“我太太”,而说“你嫂子”?革命芭蕾舞剧让漂亮的大腿与野蛮的刀枪共舞,它在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吗?……在这些奇谈怪论的围攻下,中国学者孤军苦战,以口舌为刀枪,以脸皮为盾甲,使尽全身解数,时而节节败退,时而小有斩获……等待他的是凯旋还是败北?闭卷沉思,答案自得。本刊自本期起将连续刊载妙趣横生、充满中西方文化碰撞的《中西风马牛:欧洲讲学启示录》一文,敬请关注。
我在国内教老外的时候,轻松自在,学生们能听懂我的话就不错了,没有功力跟我抬杠。上课时,他们都挺规矩,除了往我嘴里塞巧克力,往讲台上扔橘子之外,还没有太出格的地方。就算他们想出格,也找不着我———一下课,我就开溜,不让他们占便宜跟我练口语。
这一次到瑞典,有三大不同,第一是语言能力不同。我讲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选这门课的都是搞中国学的,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汉语水平十分了得,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的电视台上侃大山。除了某些发音有点怪,个别的方言口语需要用英文解释之外,一般交流毫无困难。交流是抬杠的本钱,这些家伙特别热爱抬杠。抬杠的原因千奇百怪,抬杠的范围无远弗届。你以为他们在中国呆过,应该了解中国,其实大谬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提的问题越古怪,抬杠捣蛋越拿手。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呆得短的就不抬杠,他们也抬,不过集中在词语和常识方面。
第二是教学方式不同。在国内我站在前头,学生坐在下面,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讲。在这里,讲台只是摆设,黑板(其实是白板、用炭素笔),基本不用。讲课的和听课的不分尊卑,围桌而坐。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就可以跑到前面去,像海德尔公园的政客一样发表演说,或者拿起炭素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师生界限,使学生有了极大的自由。听课的可以吃东西,可以随时出去喝咖啡,可以把腿翘到桌子上,还可以坐到桌子上———如果他愿意的话。
第三是学习目的不同。在国内老外们听课的目的高度一致———学中文、练口语。到了这里,老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有的是为拿学位挣学分,有的是想看电影,有的是想扩大知识面,有的是想出风头,发议论,显摆自己的无所不知。
下面介绍我的学生———索菲娅、托马斯、费米和魏安妮。
索菲娅上高中时就开始学中文,一上东亚系就成了高材生,大学二年就被送到北大,一年后回隆德大学,拿下了中国学学士。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她是中戏小礼堂、电影学院的常客,什么实验话剧呀、独立电影呀,她不分良莠装了满脑袋。画家村、潘家园、秀水街也是她常去的地方,那些假画、文物赝品、廉价服装花了她不少冤枉钱。一到暑假,她就背着手提电脑,穿着牛仔装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欧洲女人事事不让须眉,索菲娅更甚,非但不让,还常常以女性主义自居,找机会向男权叫板。
至少从身高上讲,索菲娅有跟亚洲男人叫板的资格。北欧女人个子都很高,报载,挪威的女人平均身高一米六九。在隆德的街上,随处都可以遇到一米七以上的女人。我身高一米七五,索菲娅比我矮一厘米,可她一站起来,我就比她矮一截———她穿着高跟鞋。在我的印象里,高女人没几个长得漂亮的,北欧女人证明这是个严重错误。索菲娅就是一个美女,金发碧眼,弯眉高鼻,白颈红唇,唯一的缺点是嘴大,比美国影星大嘴朱丽娅·罗伯茨还大。我估计,如果以葛优式的樱桃小嘴与她接吻,至少得横移三次才能全面接触。
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学中文。她字正腔圆地回答:“好玩。”中学的时候,她喜欢画画,人家告诉她,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画,于是她突发奇想———学中文。直到现在,她还常把汉字当作画,画在手指甲上,画在圆领衫上,画在笔记本上。就人生观而言,她是个好玩主义者,王小波提倡“有趣”,她热爱“好玩”。她念博士是为了好玩,学中文是为了好玩,选修这门课也是为了好玩,上课捣蛋也是出于好玩。
说到捣蛋不能不提到托马斯,比起这位红头发的德国佬来,索菲娅只能算是小小巫。托马斯的捣蛋主要是为了显摆。他的显摆颇具韬略,上课伊始,沉默不语,冷静得像条黄瓜。翻翻本子,看看窗外,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或者在小黑本上记点什么,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无关痛痒的话。等到别人吵累了,他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面,扶扶眼镜,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一边用炭素笔敲打着黑板,一边口沫四溅地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说。这家伙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且中文极好,后者要归功于他的妻子———一位台湾籍的女博士。托马斯的译作大部分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一般来讲,西方汉学界的男士们都要娶个中国太太,女士们都要找个中国先生,为的是随时可以增进他们的语言文化。换言之,洋人要想在汉学界混出个头脸来,就必须在婚姻上变成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专业而求偶,为语言而结婚,也就是说,他们嫁娶的不是人,而是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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