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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确立从严惩处的环境刑事政策


  文/王顺

  我国环境犯罪的形势极为严峻,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必须遏制危害严重和危害深远的环境犯罪,然而环境犯罪的现行刑事立法却仍存有不足,刑事执法不严,环境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国家应当确立从严惩处的环境刑事政策,并通过完善环境犯罪的立法、加强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和严格执法加以落实。

  当前,环境违法犯罪行为频繁发生,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为有力地抗制环境犯罪,刑法学界提出了包括增设过失危险犯在内的多项强化环境资源保护的刑法对策,然而备受期待的《刑法修正案(八)》却最终没有采纳。另外,在我国环境犯罪执法中以罚代刑、有罪不罚和重罪轻罚等现象较为常见,极大地削弱了刑法遏制环境犯罪的功能。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改变,表明遏制环境违法犯罪、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只将目光聚焦于罪刑规范的完善等个别因素上,而应当站在刑事政策的高度加以审视,为环境犯罪确立特殊的具体刑事政策,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调动更多的法律资源和社会资源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抗制环境犯罪呼唤刑事政策

  我国历来重视刑事政策的运用。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确立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对恶化的犯罪形势,中央确立了“严打”的刑事政策,近期为了配合和谐社会的建设又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种犯罪类型,环境犯罪理所当然应当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然而,犯罪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某些特殊的犯罪类型应当还有特殊的具体刑事政策,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挽救和改造”刑事政策就是先例。笔者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国家有必要为环境犯罪确立具体的刑事政策。

  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特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虽然所有的犯罪都侵犯了法益,但是相比之下,环境犯罪的社会危害更为严重和更为深远。环境犯罪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表现为破坏了国民的生存环境,而环境犯罪社会危害的深远性则表现为环境犯罪不仅侵害或者威胁国民的现时利益,而且会侵害或者威胁到国民未来的利益和未来国民的利益。更现实的问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列为现代化五大建设目标之一,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凝结为全社会的共识。毫无疑问,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环境犯罪,而确立环境犯罪的特殊刑事政策是有效地遏制环境犯罪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不确立环境犯罪的特殊刑事政策,意味着对环境犯罪就只能和对其他类型的犯罪一样,等同地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放纵环境犯罪分子制造可乘之机。

  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威慑力不足、执法不严

  在1997年刑法典中,作为污染自然环境的基本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设置为结果犯。依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只有污染环境“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构成犯罪。这种只有在发生了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时才启动刑法保护的做法,无疑不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因为保护环境重在预防,只有在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足以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状态时就加以制止,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我国许多学者都呼吁将污染环境犯罪设置为过失危险犯。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少数构成要件要素进行了修改,将犯罪后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在犯罪后果的链条上有所提前,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结果犯格局。之所以立法机关没有将污染环境罪设置为过失危险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没有为环境犯罪确立特殊的刑事政策。具体地讲,关于现行刑法是否已经规定了过失危险犯在学界存有争议,而我国对环境犯罪又没有实行特殊的刑事政策,因而立法者不愿意开此先例而将环境犯罪设立为过失危险犯。此外,环境犯罪的执法不严较为突出。自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施行至2002年8月31日近5年的时间内,全国被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判刑的案件仅有9件,年均不足2件。2000-2006年,中国海监办理的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案件共有1383件,却没有一件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国家没有为环境犯罪确立特殊的具体刑事政策,致使有些执法人员以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借口,放纵环境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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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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