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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


□ 朱凌飞

  普米族村寨玉狮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保存相对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却至今没有一条道路,被解读为“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围绕修路的问题,多种话语体系在这里博弈,但真正的主体——玉狮场村民的声音却被曲解、忽视。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文化变迁、利益主体、话语权等角度,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普米族 话语权 利益主体 发展人类学
  作者朱凌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讲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一、所谓的“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
  
  在Google上搜索“玉狮场”,可得到333,000个结果,与之紧密联系的两个关键词是“普米族”和“拒绝道路的村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箐花村,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普米族村寨之所以引起媒体、学者和各种NGO(非政府组织)的极大兴趣,最直接的原因是普米族村寨玉狮场为了保护其传统文化和周边的生态环境而拒绝修路。深究其中,一方面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背景中,人们普遍形成了“要致富,先修路”的共识,玉狮场村这一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另类”做法必然引致各方的不解和疑问:这是普米族村民的一种“文化自觉”吗?他们是如何抵制住发展经济的巨大诱惑而“安贫乐道”的?另一方面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则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世界性课题,二则中国政府和社会也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这样一个普通的普米族村庄却如何能有先见之明,在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走在了时代之前?如此看来,玉狮场在不经意间似乎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风向,难免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样板”。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玉狮场的生态环境是如何被保护的?普米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如何传承和变迁?他们如何面对那个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问题——“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笔者在多次田野调查后发现,这是一个被外界误读了的村庄,问题的实质则指向文化变迁的方向、发展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话语权。
  
  二、不同话语体系中的玉狮场
  
  玉狮场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相对完好的普米族传统文化,有人将此归功于这个村子至今没有修通道路而令其“遗世独立”,幸免于现代化进程和商品经济的洪流,并主张玉狮场继续保持这种“封闭”状态。因此,“修路,还是不修路”成为玉狮场村民和所有关心玉狮场的人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个哈姆雷特式难题,鱼和熊掌能否兼得?在村子里存在着下述多种话语体系,各种观点和力量在这里进行博弈:
  第一,陈哲及其“土风计划”在玉狮场。一个至今没有一条道路的村庄之所以广为外界所知,最初源于音乐人陈哲先生2003年起在玉狮场开展的“土风计划——村寨文化传承项目”。他尝试对传统文化进行“活化传承”,在村寨中建立传习馆,进行民间艺术传承,进行多种形式的舞台展演,以“促进民族文化由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即所谓的“传承社会化”。“土风计划”让这个人口较少民族及其充满魅力的民间艺术为越来越多人所认知,玉狮场也借此扩大了知名度,引来外界的普遍关注。在学界广泛探讨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保护手段且尚未找到一个真正行之有效的模式之前,陈哲的尝试和探索无疑是值得尊重的。
  陈哲作为一个音乐人去推动普米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但4年后,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陈哲认为,“路通树倒”,玉狮场要保持其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就不能修路,一旦修通了道路,森林将被砍伐,外来文化将冲击以至摧毁普米族传统文化。因此,陈哲告诉村民:“你们不要朝前看,要朝后看。”其所谓“朝后”,一指玉狮场村后的原始森林,二指玉狮场村普米族传统文化。他认为这是玉狮场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必须予以保护。陈哲说道:“现在刀、斧、锯、金钱全摆在山外,一起虎视眈眈地瞄着这片8万亩的森林,无论怎样,我们不能把这个巨大的历史责任全让这几百号人来承担,我觉得必须呼吁全体中国人一起来介入这件事情,干预这些行为,用我们的正常干预来反干预。”陈哲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动员村民拒绝外来力量干预的同时,似乎也在以一种外来力量的方式干预着玉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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