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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上塑“哨兵”


□ 朱安平

  当时八一厂演员剧团、北影演员剧团都分别演过这台话剧,这些电影厂的演员演得不一定比原班话剧演员演得差,但周恩来为什么坚持拍电影时一个演员都不能换呢?王苹理解总理的意思是担心表演风格不统一,怕因演员更换而“夹生”,影响了原话剧的整体风格。
  南京路上塑“哨兵”图片1
  
  “虎将”讨要“买路钱”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摄制而成的,追溯该剧的由来不能不提到赫赫有名的“虎将”王必成。他虽面白体瘦看似文弱,但打起仗来却骁勇无比,由于天生一对大虎牙,从小即有“龇牙虎”之称。1955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而归,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959年7月23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长篇通讯,记述了这支来自胶东的连队进驻上海后在南京路执勤,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好八连”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毛泽东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八连颂》,中央军委作出全军向“好八连”学习的决定。由此,王必成萌生了将八连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的想法。
  196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结束舟山视察路经上海,随行的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创作过《南征北战》等作品的沈西蒙。王必成一看机会来了,见了沈西蒙便说: “这一下,你要留下买路钱。我知道你的钱也不多,留不起,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帮我们做件事,要为我们‘好八连’写个戏啊!”
  沈西蒙当即表示:“宣传‘好八连’,这是好事啊!但我有个条件,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王必成一口答应: “没问题,你要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一切由我来安排。”
  就这样,本是“过路客”的沈西蒙便剃了个光头来到八连蹲点,与战士们一起站岗、打草鞋,一起推着粪车给田里送肥料,战士们和他无话不谈,因而很快就收集掌握到大量的生活素材,其中不乏拾金不昧、精打细算、克己奉公等众多生动的事例。然而在几个月后坐下来进一步加以整理、研究时,沈西蒙却发现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怎样把诸如拣到一分钱、节约一粒米、身穿补了38个补钉的破衬衣等好人好事编成戏?经过反复思考、讨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沈西蒙脑中跃然而出:要跳出“好八连”写“好八连”,才能写出“好八连”,必须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
  沈西蒙又回到了八连,重新访问了当年参加解放上海的连长张继保、指导员刘仁福、从志良等,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桩又一桩使人发笑而又令人深思的趣闻:一位战士命令人力车上的胖乘客下来拉瘦车夫;一位副连长用仅有的津贴买了一双花袜子,并带头学会了跳交际舞等等……了解到八连没有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相反却成功地打垮了敌人,是经历了极其艰苦的自身斗争过程的,从而找到了必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使人民解放军永远成为一个战斗队的主题。
  思路一经打开,由几十个指导员化身而成的路华;集合了上百个连、营长个性特点,甚至将一级战斗英雄刘奎基“指挥唱歌打拍子”的习惯动作“据为己有”的鲁大成;以一位留恋大城市生活的副连长为原型的陈喜;以听到过路女人说了声自己“哟,这个兵好黑格”后回到营房大哭一场的一位战士为原型的赵大大;以曾是好八连新兵,当时已复员当上翻砂工的童新根为原型的城市兵童阿男;还有自由浪漫的青年学生林媛媛、支前模范春妮、老班长洪满堂等等人物纷至沓来,各展身姿,跃然纸上……就这样,从生活到艺术、从素材到作品,这出戏前前后后整整写了两年,改了四遍,剧名也由最初的《南京路进行曲》,相继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最后在排演中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南京路上塑“哨兵”图片2
  
  起死回生一片“虹”
  
  由于《霓虹灯下的哨兵》突破了表现部队生活往往离不开战场、操场和营房的习惯路数,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让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交错在一起,甚至还有排长闹离婚、战士公然离队出走等情节描写,因而当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将它排练出来,提交有关方面审查时遭到了否定,理由是该剧描写的军队干部和士兵都有缺陷,有的还被塑造成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变质了,给解放军的脸上抹了黑,歪曲了人民军队的正面形象。对戏里人物的评价是:赵大大可怜,被人看不起;童阿男可鄙,是个逃兵;陈喜可恶,是个陈世美。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霓》剧稿本不许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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