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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 张旭春

  个体启蒙和民族启蒙双重纠结,是中国现代性工程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特征。这两种现代性主题的交织及其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对浪漫主义的期待,充分地反映在以《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摩罗诗力说》三篇文章为代表的鲁迅早期思想中。从对这三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任个人”与“兴邦国”不仅是早期鲁迅介绍吸收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基准,也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性核心问题的敏锐把握。
  
   中国的现代性工程之特殊性在于民族启蒙与个体启蒙之同构性。早期启蒙思想家意识到,如欲拯救国家,就必须走启蒙之路。这种启蒙之根本目的在于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体意识的建构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的社会,要想唤醒国人的民族性,就必须首先唤醒国民的个性,即自我主体意识。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构成了民族主体意识与个体主体意识启蒙之同构性这一中国现代性之特征。在这种背景之下,早期启蒙几乎都集中在个性之伸张(以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之说为代表)这一点之上。对个性的诉求、对情感的推崇、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张扬——这一切都是出自于构建个体主体意识之个体启蒙的目的。因此,早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大致指“五卅”事件前)在表面上便表现为一种追求私人自由的外在面相。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看似非常个人主义式的现代自由表征与西方现代社会里的那种将政治权力转让给代议制政府、从而换取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以追求个人成功的私人(消极)自由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的根本目的在于与民族启蒙这个目标是纠结在一起的——毋宁说,只有在广泛的个体主义之启蒙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从而达到民族启蒙的最终目的。20世纪之初,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浪漫主义精神的介绍就深刻地反映出这样一种背景。他们一方面误读了拜伦援助希腊的“英雄行为”①,另一方面又强烈推崇拜伦、雪莱身上所体现出的非常个性化的反叛意识。《哀希腊》的翻译、拜伦热以及雪莱热都可以从这个背景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个体启蒙和民族启蒙双重任务之纠结是现代中国之现代性追求有别于西方的特征,它制约并决定了文学革命前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期待视野。这两种现代性主题的交织及其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对浪漫主义的期待视野的构筑,充分地反映在鲁迅早期思想中。本文将以鲁迅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以及1908年的《破恶声论》三篇文章为个案,尝试分析鲁迅早期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及其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独特性。
  
  一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着重介绍了尼采的思想,其中鲁迅(及其所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浪漫主义的期待视野已经初见轮廓。在该文中,鲁迅清楚地认识到19世纪西方的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至伪至偏”的地步,其特征便是物欲的膨胀(“物质也”)和个性的泯灭(“众数也”)两大“偏至”。对于前者,鲁迅的把握是超前而且准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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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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