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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余姚


□ 韩东育

  杭州及周边名城,是我梦萦多年的地方。这跟我二十四年前曾在杭州工作过一段时间有关。那一年岁在丙寅,我则属虎,而我当时的角色也确有些像“虎贲”——每天守护的三十架战斗机中,听说有一半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功臣。干支飞转,倏忽间已到庚寅。今年六月初,我有幸再度踏上这阔别久矣的土地,虽百感交集,却虎性未减,竟忍不住驱车笕桥,还亲近了一下自己当年的哨位。
  能再谒杭州,得感谢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宝平和王勇等好友的招呼。忝身“日本文化名家讲座”之列固然光荣,但由于我发言的题目是“朱舜水在日期间的心境与言行”,而自己亦深知敢在朱舜水的家乡侈谈朱舜水将是何等冒险。为了永远消解这份紧张,也为了弥补读书与行路的不平衡缺憾,我还是想实地拜谒一下朱舜水的生地——余姚。舜水先生留在日本的遗迹我早已瞻仰多次,但余姚对于朱舜水研究的意义,恐怕才是更根本的。
  余姚位于浙东宁绍平原,东邻宁波,南接奉化,西连上虞,北毗慈溪,是距今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的发祥地。从书中得知,历史上的余姚向为文运昌盛之地,而世叨科甲者不可胜计。因此早在宋代,这里就已有“东南最名邑”之美誉。从杭州乘车到余姚,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进入城中后,天飘起了雾雨。江南小镇的清丽和水气,中宛如一幅水墨画,让人心悦神怡,眼饧骨软。透过车窗的雨刷,映入眼帘的道路标牌,不是阳明街,就是梨洲街,还有舜水南路和北路。由于我第一站就想拜谒朱舜水的遗迹,所以,司机直接把车子开到龙泉山下,并停在了一条江的边上。这条江叫姚江,也称舜江或舜水,而且此舜水也正是当年朱之瑜援以为号的舜水!
  舜水发源于当地四明山夏家岭。水流自西向东,汇入宁波市甬江后出海,全长一百零九公里。其中,流经余姚境内者,即长达五十四公里。提起江名的由来,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呼之欲出,那就是中华先史中的理想圣王——虞舜。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云余姚。”梁刘昭《续汉志》也在注中称:“旧志谓:余姚为帝舜所生之地,故江曰姚江。”明确记录姚江与舜水之关系者,有《明史·地理志·余姚县》条:“余姚”,“元余姚州……姚江经其中。南有四明山,北濒海。姚江源自县西南太平山,一名舜江。”倘若舜果生在余姚,余姚又果为舜的支庶封地,那么,按照“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的姓氏发生规定,余姚当是一个姓氏合一的地方。其实,舜的圣迹遗留,决非止此。诸如《墨子》中的“舜耕历山”,《抱朴子》中的“舜隐耕历山”,《余姚志》中的“隐耕”、“舜井”等不一。所以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讲:“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故孟子曰‘东夷之人’。”尽管史前记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类信息能历经数千载顽强传递至今,反而提示了它们的真实性,哪怕有些细节已相对模糊。叶树望说,余姚和它的邻县上虞、绍兴有舜的大量遗迹和传说,共有十八处。其中舜母出生地二处,舜出生地二处,舜耕、舜渔、舜葬地各一处,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参见《河姆渡文化的演变》)。而对我而言,则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大概是怕我在思古之幽情里难以自拔,余姚市档案史料研究会会长诸焕灿先生也在此时赶到。他是特地从家里赶来为我做解说的。得知我专程拜谒朱舜水遗迹的想法后,诸先生十分愉快,说,无论是正史所载还是放佚旧闻,他对朱舜水的事迹均能如数家珍,并不无自豪地谈起台湾大学徐兴庆曾来此拜会他的事。徐教授是华人圈中研究朱舜水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出版过《朱舜水集补遗》、《新订朱舜水集补遗》以及《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播世界》等书。二○○九年去台大时,经张将友的介绍,笔者曾与之有过一次长谈。据他称,在日本留学和调研时,他曾拿出极大的热情去搜集散在于日本各地的舜水遗墨,但苦于日方尚无授权发表之意向,而只好束之高阁,言之不免扼腕。事实是,对于每一个关心东亚问题的中国留日学人来说,朱舜水都是一个难以绕行的人物。他的重要性,在“明清鼎革”后东亚格局的新变动和再组合时,曾有过极致的发挥;而余姚之行,似乎更有利于人们去理解朱舜水止留日本后何以会爆发出那么大的冲击波。如果说,虞舜帝的往事是余姚人带给中华大地的第一波震撼,那么,明清交替时期的朱舜水及其所导演的中日剧目,则堪称倾动东亚的又一次波澜,即便时至今日,也不能说当年的惊涛骇浪就已经波纹不再,平静无痕。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两波震撼之间,实内藏有相当深的文化关联。
  朱舜水(一六○○——一六八二),本名朱之瑜,字鲁屿,号舜水,谥文恭,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以明室复兴为职志,海外经营多年。曾多次赴日“乞师”,并最终于一六五九年“归化”日本。根据《舜水先生行实》、《安南供役纪事》、《南疆逸史》、《明遗民所知传》、《海东逸史》、《致张定西侯书》等著述得知,明清鼎革时,朱舜水主要以舟山为中心,出入于日本与安南之间,历时十五载。其中渡日七次,安南六次。其目的虽无法尽知,但大体出于(一)躲开朝廷征辟(十二次);(二)经营外邦,而资恢复之势;(三)赴日为王翊借恢复之兵。(四)以遂蹈海全节之志。仅仅从中日人士近乎一律的评价中,就可知他的作用和意义了:木宫泰彦称之为“德川光的宾师”(《中日交通史》);梁启超则视之为“德川朝的恩人”和“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这些评价中,来自日据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满铁总裁和外相后藤新平(一八五七———九二九)的激赏当最为突出:“明季征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翼成维新之大业,以致国运今日之蔚兴。我之所得于之瑜固大矣!”(《朱舜水全集序》)以上言说,似乎凸显了这样一条历史脉络,即:近代以来,能够改变东亚地区格局的冲击性历史事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的自民族精神动力和核心行动纲领,乃缘自德川时代的“水户学”;当人们忆及是谁人为水户学奠定了学术基础并规定了其发展方向时,朱舜水的名字便成了无法绕行的巨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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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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