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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哲学问题”


□ 吴 飞

  自从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把自杀说成惟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学家就喜欢用这句话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二十世纪自杀学的建构当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参与其中。自杀学家主要栖身的学科是自杀社会学和精神医学,而到今天,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精神医学独霸天下的局面。不仅充满数字和医学分析的精神医学里看不出什么哲学意味,就连颇具哲学气质的涂尔干,恐怕《自杀论》是他最没有哲学味道的一部著作了。那么,自杀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惟一的哲学问题”呢?而即使自杀是哲学问题,我们又怎么能说,那些普通妇女没有什么深刻原因的自杀也是哲学问题呢?刘小枫先生《拯救与逍遥》的绪论“诗人自杀的意义”恐怕是汉语学界追问自杀问题最经典的文献了,但他把“因世俗事务的偶然脱节引起的自杀”完全排除在哲学论域之外。
  要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杀现象的哲学与政治意涵,也许我们首先要理解,精神医学家的分析和涂尔干那里的统计数字究竟在提问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Edwin Shneidman)曾经讲到,自杀者的症结在于,人是否能理解自己的死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berow)一起给出了一个理解自杀问题的逻辑判断。他们认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逻辑推理:“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他们指出,这个逻辑推理中的错误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客我。自杀者误以为,“我”在自杀之后还会获得重视。但已经死去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给的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而让人真的想像一个自己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被施耐德曼称为“后我(post-ego)”。
  施耐德曼这个极为聪明的分析,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圣奥古斯丁以来对自杀者的一个基本判断:误把非存在当作安静和更好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杀者和所有别的人一样,并不是真的没有求生和追求“好的生活”的本能,而是因为判断错误,把明明是最不好的死亡,当作摆脱当下的痛苦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自杀者的逻辑是“饮鸩止渴”。
  但是,施耐德曼并没有解决对自杀的伦理争论。他为自杀所做的这个诊断,恰恰揭示了自杀者自杀的理由。因为施耐德曼也承认,虽然自杀者无法享受死后的尊严并因此而快乐,但是,这种给予客我的重视确实是存在的,死者并非一无所得。如果仅仅因为不能感知就认为这种所得没有意义,那么,是不是一切值得为之去死的德性都是假象呢?
  施耐德曼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问题。他在很多讨论自杀和死亡的著作里,都流露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无奈和矛盾。“人之死”恐怕并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体现了什么是好的生活和什么是不好的生活之间的悖谬。如果不是因为好的生活之中常常隐伏着巨大的危险,坏的生活也恰恰可能是完成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哈姆雷特也就不会那么徘徊犹豫了。很多自杀学家都知道,首先要理解自杀者背后使他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才能进一步讨论,这是否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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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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