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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斯顿:与诗神和死神共舞


□ 刘剑梅

塞克斯顿:与诗神和死神共舞
刘剑梅

死亡,/是一门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
(西尔维娅·普拉斯《拉撒若夫人》)
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一九六三年在伦敦的寓所里开煤气自杀,死时只有三十岁。她一定没有想到,她死后的名声变得那么大——她的诗不仅在二十世纪英语诗歌史上获得了永久的地位,连她本人传奇般的故事也远播四海,经久不衰,关于她的传记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最后还被搬上好莱坞的电影。
另一位美国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与普拉斯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既聪明又美丽,都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塞克斯顿是生前,普拉斯是死后),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都属于美国“自白派”诗人,都患有精神抑郁症并进过精神疗养院,生前都企图自杀过,而最后都采取自杀的方式离开人间。由于她们创作的时代正是美国六十年代女权运动的初期,她们的诗歌不仅表现了现代女性的情感生活,而且质疑和反叛了男权文化中的一些传统价值理念。
一九六一年,普拉斯曾经参加过罗伯特·洛威尔在波士顿大学开设的写作研讨班,在那里认识了与她年龄相仿的塞克斯顿。她们两人经常讨论诗歌与死亡。据塞克斯顿回忆:
我和西尔维娅经常会极详细地谈到我们起初的自杀事……我们吃着松脆的土豆片谈得很详细,并对细节逐一说明,同时也很深入。自杀毕竟是诗歌的对立物……我们感情强烈地谈到死亡,我们二人都靠近它,宛如蛾扑向电灯泡……我们谈着死亡,对我们来说这是活力,不管我们怎样,这种活力是持续着。(《苦涩的名声》,安妮·史蒂文森著,王增澄译,昆仑出版社二○○四年版)
普拉斯的自杀一度给塞克斯顿很大的刺激,她甚至跟她的心理医生说:“西尔维娅的死扰乱了我,令我也想这样做。她拿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那死亡是属于我的。”在一首题为《西尔维娅之死》的诗中,塞克斯顿写道:
贼!/你是怎样爬进,/独自爬进/我很久就那么想要的死亡,/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走出死亡,/那个带在我们瘦瘦的胸脯上的,/那个在波士顿/我们多喝了三杯干干的马提尼斯/每次都不停地谈论的,/死亡,我们谈到分析和治愈,/死亡,我们谈得像有谋划的新娘,/死亡,我们为它干杯,/先是动机,然后就是安静的行为?
跟普拉斯一样,塞克斯顿也分外眷恋死亡,她甚至用“贼”来称呼自杀的普拉斯,仿佛死亡是本属于她的专利品,而现在却被普拉斯偷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塞克斯顿终于步着普拉斯的后尘,在波士顿家中的车库,用汽车的废气把自己窒息在车里。如果普拉斯是死后变得名声显赫,那么塞克斯顿则是在生前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自杀的选择使普拉斯一跃成为二十世纪的偶像诗人,也使人误以为她是第一位敢于书写女性的隐私、失落甚至疯狂的女诗人,其实,真正的先锋是塞克斯顿,她比普拉斯更早就放笔诉说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她的诗歌对普拉斯后期诗歌的影响很大。普拉斯临死前写的《爱丽尔》就受到过塞克斯顿的诗歌的启发。在与BBC的一次访谈中普拉斯谈道:“我对于我所感到的新突破非常兴奋……我特别想到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她抒写她作为一个经历过精神崩溃的母亲的经历,她是一个极具情感的敏感女人,她的诗具有令人赞叹的专业性,具有一种感情的心理的深度。我认为这是某种十分新、十分令人兴奋的东西。”

这两个女诗人虽然在写作上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但却是好朋友。在与芭巴拉·克伍蕾斯(Barbara Kevles)的访谈中,塞克斯顿也承认普拉斯的《爱丽尔》给了她很大的震撼和刺激:
她(普拉斯)的第一本书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一直在做自己的东西。可是在她死后,《爱丽尔》的出现影响了我,我一点也不忌讳说这些。那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也许是勇气吧。她敢于做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她敢于写恨的诗歌,这是我从来都不敢写的。我一直都很害怕表达愤怒,甚至在我的生活里也是如此。(同上,13页)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她们,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惺惺相惜,互相撞击,互相推动,用她们独特和敏感的心灵来感受“生”与“死”。不过,虽然她们同被归类于“自白派”诗人,普拉斯的诗更重视形式,她所营造的艺术意境是寓言式的和超现实主义的,其阴森、恐怖和虚无的感觉像一幅幅抽象派的画,而塞克斯顿的诗则更坦率直白,与她的现实生活联系得非常紧密,好像随时都可以把我们带到她家的厨房里,带进她的车里,让我们看到她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并且体会她在各种具体场合下的心情。
塞克斯顿于一九二八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从小到大都过着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塞克斯顿的一生都在跟她的精神忧郁症搏斗,写诗就是为了把自己从这一病症中解脱出来。她对死亡的眷恋,跟精神忧郁症有关。她从不忌讳谈她自己所患的精神病和心理治疗,不忌讳谈她无法驱除的死亡欲望,反而非常坦率地把这些“非正常”的生活细节都一一记录在诗歌里。她的第一本诗集《精神病院与部分回来的路》写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忧郁症(她自己称之为“疯病”),不同于普拉斯,塞克斯顿没受过什么专业的学院派训练,她只是诚实地写下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从家庭妇女成长到女诗人,精神崩溃对她生活的影响,一次次的心理治疗和一次次的挣扎,从爱到失落,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这些都是她的诗歌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她自己是这样概述早期的前三本诗集的:“在第一本书中,我提供了疯病的体验;在第二本书中,我谈到疯病的原因;在第三本书中,我最后发现我在决定是应该生还是应该死。”她称自己是一个傻子,没有任何隐瞒,写的都是“未曾烹调过的”生活中的原汁原味。她一辈子都称自己为“原始人”,因为她写的是从内心流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任何文学课堂里所教出来的东西。不过,当时有些评论家无法接受这类“自我暴露”的诗。比如评论家查尔斯·噶兰德就曾这样评价过塞克斯顿的《生或死》:“这些根本就不是诗,我觉得我没有权力或是欲望作为第三者来倾听她与心理医生之间的对话。这让人感到很难受,很尴尬,也很头痛。”他认为塞克斯顿的这种“自恋”和“对精神病的记录”不能算作是一种文学或诗,“它们只是现代心理学的记录,它们的发表是批评标准混乱的结果”。可是更多的评论肯定她对诗歌界的贡献,肯定她写出了以往的诗人所不敢直面的一个现代女性的“疯狂”的精神病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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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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