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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与宫廷之间:中晚唐道教史上的刘玄靖


□ 雷闻

  在唐代历史上,武宗无疑是继玄宗之后崇道最为狂热的一位皇帝,他所推行的灭佛政策,使中晚唐的佛道关系变得十分微妙。许多人相信,正是由于一批宫廷道士的推波助澜,才使武宗下定决心毁佛。这些宫廷道士中,最重要的当属赵归真、来自南岳的刘玄靖,以及来自罗浮山的邓元起等。虽然赵归真与邓元起的师承来历并不清楚,但刘玄靖却无疑出自盛唐司马承祯传下的上清派的一个重要支系——南岳天台派,而他本人更是武宗皇帝人道受箓的度师。在刘玄靖的身上,似乎有着许多难以索解的谜团,比如他在会昌灭佛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武宗驾崩、皇位更迭之后的结局如何?都值得重新考察。据《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宣宗即位之后立即诛杀了刘玄靖;然而另一些材料却表明,刘玄靖早在皇位变更之前就见微知著,返回了南岳,更在宣宗即位之初,为其遥授三洞法箓。那么,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

  由于有关刘玄靖的材料非常零散,且相互之间矛盾颇多,以致我们对这位中晚唐高道的事迹了解不多。虽然清末学者沈曾植曾利用碑志对他的结局有精要的分析,但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无关于刘玄靖的专门研究,只有一些通论性著作在叙述武宗会昌灭佛或南岳天台派的传法谱系时会提到他,但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罗柏松(James Robson)在研究唐代南岳宗教史时,曾利用《南岳小录》和《南岳总胜集》中的记载大致勾勒了刘玄靖的生平,也过于简略。值得庆幸的是,在北宋宰相晏殊编纂的《类要》中,保存了大中七年(853)撰成的《广成先生刘玄靖传》的4条佚文,使我们得以与《南岳总胜集》等传世史料进行比勘,推定后者的史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解读围绕着刘玄靖的历史谜团,并通过对这一典型的个体生命史的建构,来丰富我们对中晚唐道教流变及其与国家关系的认识。

  一、关于刘玄靖的碑、传文献

  刘玄靖一生主要活动在南岳,这里是他安身立命、修道全真的根本所在,因此,关于他的记载也大多与衡山相联系。较多记载刘玄靖事迹的早期文献,是唐末道士李冲昭的《南岳小录》,其次是南宋陈田夫所撰的《南岳总胜集》三卷(下文有时简称为《总胜集》)。《总胜集》是一部完成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的南岳衡山山志,比《南岳小录》篇幅更大,内容也更加丰富。与前者专记道教灵迹、人物不同,后者对南岳的佛、道胜景兼收并载,故被同时收录于佛、道二藏之中。此书也有藏外的版本流传,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一部宋刻本。不过,直到清嘉庆年间,宋本仍未为人所知,故阮元所编《宛委别藏》收录的亦不过是明人影宋本,且已将原本行款每行20字改为21字了。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叶德辉又将端方重金购自北京的宋本重刻,一依宋本旧式,刊刻极精。本文所引《总胜集》除非特别说明,均使用此本,并参校以《宛委别藏》等其他版本。

  在《总胜集》中,记录了许多与刘玄靖相关的碑传史料。据卷中“石室隐真岩”条记载,在他于大中五年冬十月仙逝后,“兵部侍郎萧邺文其《碑》,吏部侍郎赵橹为《传》,太子[少傅]卢瑶(潘)作《石室铭》,道士张坚白为《内传》。今止存《内传》洎《神道碑》在铨德观,今基址尚在”。可见,南岳曾有四种与刘玄靖相关的石刻,一位道士去世后出现如此多的纪念性碑传文字,在唐代道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惜到陈田夫撰《总胜集》时,只有两种保存在铨德观,但具体是哪两种则有异说。按宋代的“铨德观”,也就是唐代衡山最具影响的道观——“衡岳观”,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改名。《总胜集》同卷“衡岳观”条末记载“观有碑文六”,其中两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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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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