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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父亲的心在我生命里跳动


□ 张慧娟


赵普:父亲的心在我生命里跳动图片1
赵普是北京电视台《公益歌曲大擂台》的主持人,同时身兼北京希望工程大使。他近期出版的新书《募的》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纯粹以公益募款为写作动机和终极使命的书。他将这本书的版税悉数捐出,并借这本书的宣传销售扩大希望工程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一做法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先例。
“人人都有被爱的权利,人人都有施爱的义务。”从小就被父亲宠爱的赵普对于“被爱”和“施爱”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他是父母中年得来的儿子

父母中年得子,于是,赵普来到了世间。对于上有哥哥姐姐的赵普来说,他无疑就成了父母宠爱的对象。赵普曾有一个颇有情趣的乳名“岭苗”,顾名思义,“岭苗”就是岭上的一棵小春苗,赵普说,那个乳名是革命激情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后来,二叔给他起了现在的名字,赵普一直以为“普”就是普普通通,那是二叔对自己期望不高的表现。可后来他才知道,宋朝也有个老人家叫赵普,而且还给宋太祖出了个“杯酒释兵权”的主意。
姐姐大赵普12岁,哥哥大他11岁,赵普常说,看哥哥姐姐和自己的年龄差就知道自己转世转得有些多余,父母生下他只是因为一个朴素的愿望:增加一个劳动力。赵普是父母在下放后的第二年生下的,所以,特殊的背景决定了他特殊的出生地——农村,那是他不同于哥哥和姐姐的地方。
赵普的父亲是搞基建的,做的是工程师的工作,但工程师是后来的说法,当年大伙儿都叫他“老赵”。在赵普的眼里,“老赵”更像是工头儿,而不像个工程师,因为没有哪个工程师像“老赵”那样整天污头垢面。那时候,赵普经常跟着父亲跑到那些与盖房子有关的单位,他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吸溜鼻涕,帮父亲抱着那个人造革提包,包里常放的几样东西是:一把两米的尺子、50米一饼的皮尺、一个破笔记本、几卷泛着淡蓝颜色的图纸,还有一个外面裹着防烫塑料网的玻璃瓶,那是父亲的水杯。父亲刚开始骑车带赵普的时候,并不是让他坐在前杠,而是后座上,但有一次父亲骑着骑着,竟把赵普掉在了半道也没有觉察。至此,再和父亲出去,赵普便只能坐前杠了,虽然不及后座舒坦,但被遗失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
岁月不能总在自行车上度过,于是,长大了的赵普开始上学、当兵。
当兵的时候,赵普十七八岁,可他总认为自己“成熟”,说自己像二十好几的人。要当兵是赵普自己决定的,他认为,对于一个成绩不怎么样的年轻人来说,“另辟蹊径”也不是一件坏事。于是,他想到了当兵,并且他的“创意”也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从报名参军到接到入伍通知书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赵普却感觉等了一万年。直到带兵的军官家访,赵普那颗悬着的心才安稳下来。于是,唱着“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走进了绿色军营。那天,人武部除了枪外什么都发,父亲摸着赵普新发的军被不停地感慨比他当年的军被棉花质量好。
赵普是在北京当的兵,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离家,也是第一次感到情感的难以割舍。和父母拉开了距离,让他开始有了因为时空的变化而产生的思考。陌生的环境里,赵普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还要像“男子汉”一样对父母尽责任和义务,无论怎么样,在那样的环境里,赵普完成了从“小男孩”到“男人”的心理转变。

宠爱他的父亲走了

赵普临近退伍的时候,父亲临近退休。父亲病了,开始尿血。
医院给父亲做了手术、切除了膀胱,但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父亲仍被病痛折磨着。于是,赵普也在其间真切地感受着爱与痛。
手术两年后的一天,赵普陪父亲到医院进行例检。检查结束后,医生悄悄把赵普拉到一边,告诉他父亲体内癌细胞肆虐的情况。虽然赵普之前有些思想准备,但医生的话还是让他感觉突然。回去的路上,赵普骑着摩托车,父亲搂着他坐在车的后座上。赵普喜欢父亲这样搂他,那轻轻的相拥是他们平日里不曾有的,赵普感受着父亲手间传来的暖意和病中的虚弱。这种感觉让赵普回味,以至于后来父亲在病中摩挲他的时候,他从不躲闪。
父亲又住进了医院,住进了化疗病房。赵普明显地感受到父亲对生命的恐慌,他重新构筑着心中的父亲,病魔阴影中,父亲的“高大全”在赵普的心中一点点消磨,但他仍是爱着恐慌中的父亲,因为那是生命的真实。
赵普陪在父亲的病房里,他知道像父亲一样的病人最怕的是一觉醒来后,发现病友已经离去,那不仅是一种情感隔断的痛楚,更是一种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折磨。父亲的病友终究还是走了几个,于是,父亲和赵普唠叨着哪个病友爱打抱不平、哪个又脾气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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