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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故事


□ 梁科庆

  许多个他和许多个她的经历,组成了《留学美国》。学生出国升学的第一关是“托福”。近年各大学对“托福”分数的要求不断提高,学生为应付考试,都要努力操练。我当年亦曾参加有关的课程,同样遇上可笑的经历。本书作者钱宁曾在的一班是由一位边漫游,一边教英文,却从未听说过“托福”的美国小伙子授课;而我所读的一班更荒谬,授课的所谓“外籍教师”,是一个巴基斯坦人,不仅发音不纯正,更糟的是,他每次上课前一刻,才从教务处领到讲义,这些讲义其实是一本颇畅销的“托福”练习的影印本,那本练习我早就做得滚瓜烂熟,所以不时发现既无备课,又无答案本的老师解错题。我曾因此事向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和教育署投诉,但直至我登上加航客机前,仍未有下文。
  香港学生选择留学主要由于移民或失意于本地的公开试,九七之后,随着移民热潮减退,以及大学学额增加,留学人数渐趋减少。在内地,情况并不一样,社会“没有给年轻一代留下太多的发展空间”,于是出国是“无数中国青年平凡、无聊、黯淡生活中的一线亮光”,留学便成为出国的手段。
  由于留学的动机不同,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在异乡过着不一样的校园生活。香港学生大多以尽快完成学业为目标,不惜Overload(增选科目)、修读SummerCourses(暑期课程),务求把课程缩短半年、甚至一年,早日回港与家人团聚和工作。相反,内地学生则千方百计延迟毕业,以保持学生身份,藉此留在外国。转校、转专业是方法之一,钱宁慨叹:“读书的学生,为了奖学金,常常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访问学者,为了在美国呆下去,不得不一年换一个地方。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这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定的生活总使异国生活所特有的飘浮无根的感觉更加深重。
  “打工”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在钱宁的采访个案中,不少硕士生、博士生、学者一面在高等学府里做专业研究,一面在学府外做低下的工作,例如洗碗碟、送外卖、抬死人、收垃圾、带孩子等。
  香港学生就幸福得多了,不仅不需为经济操心,而且,在纽约、费城、温哥华、多伦多等富裕城市,开名贵轿车上学的,大不乏人。
  留学的动机不同,毕业后的去留抉择亦迥异。记得初到加拿大时,一位来自上海的工程硕士生问我“你还回去吗”,香港学生大都跟我一样,觉得这问题没什么大不了,毕业后,有兴趣的话,把履历寄给大公司碰碰运气,运气不好,便返港找工作。然而,我这位朋友的答案是“一定不能回去”,因为她出国前向亲友借了一大笔学费和生活费,若回国内工作,一辈子也无法还清债项。我刚读到一份香港浸会大学的中国薪酬调查报告,其中助理工程师和货车司机二项,最令人诧异,在上海开货车的司机年薪可高达三万元人民币,而在上海工作的助理工程师最高薪的,只得二万四千多元人民币;若纵观全国,货车司机年薪可达四万二千六百二十元人民币,助理工程师最高的年薪亦不超过四万元人民币。所以,她选择“留”是可理解的。我认同钱宁所说:“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的‘物质的诱惑’。”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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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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