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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公共艺术与公共知识分子


□ 翁剑青


当下,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运用“公共艺术”这个称谓,常用它来指称城市公共场所中所有的艺术作品(如许多城市雕塑、壁画或装饰性的环境陈设等),其实,这样的指认却往往与公共艺术所特有的内涵及品质存在差异,乃至形成某种误读和误用。因为,公共艺术(Public Art)的概念及文化内涵的核心,是指以艺术的方式及途径来显现公共领域中存在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反映和协商来自社会公众的不同层面的见解与主张(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在民主和宪政前提下为全民社会建构平等对话与沟通的平台。在一定的程度上,公共艺术已成为当代民主和文化发达国家中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品位、显现公共精神及公众意志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当然,公共艺术中所反映的公众意见和问题,是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的观念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公共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而成为公共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是用以产生和讨论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主张的领域。它有别于一切属于私人领域的性质而向社会公众开放。这种公共领域及社会公共空间的开辟,远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的民主政治,近可寻踪于18世纪中后期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史迹,再近,则可明察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不同制度国家的民主化及宪政实践的历程。扼要地说,公共艺术的文化要旨是弘扬公共精神,促进社会的交流与互动,显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及人文价值的关怀,以使更多的、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社会大众,能够广泛参与事关共同利害关系的诸多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同时维护和彰显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神圣职责。然而,并非所有设立于公众准入的“公共场所”中的艺术作品及艺术活动,已经体现或代表了真正的公共精神,也未必经由相关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和民主决策,反映出他们的意愿、情感和内在的需求。
从欧美当代公共艺术的实践来看,公共艺术所反映的内容和题材,主要表现在对于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即以艺术的公共参与方式,对于诸如生态环境及共同资源的保护;民族及地域性历史文化的维护;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反思;社会认同与人性关怀 ;弱势群体的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问题 ;城市及社区发展问题 ;种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女性权利与地位的问题 ;社会福利及公益事业等问题的提出与警示。当然,公共艺术活动的策划人和艺术家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和在外在形态的表现上,也往往非常强调在形式语言及观念形态上的创造性和公众的参与性,并试图在富有创意和感召力的艺术策划中,逐渐去影响人们对于艺术的传统概念及其表现范围的认知,使艺术更加贴近社会公众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内在的感应。但是,在公共艺术的参与和论争中,并不着意强调和推崇谁是大师或赢家,而重在强调公共艺术之文化内涵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以及它在社会和公民自身发展与对话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客观上,一件艺术品放置到某一公共空间中,面对各色各样的社群公众时,常会引起很多意想不到的反映 :或理解和赞许,或抵制和反感,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形。这就需要在艺术作品及活动的实施过程中,由艺术家、批评家、教育家及艺术活动策划人,在社会大众之间就艺术作品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等问题展开社会对话和反复沟通,使各方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认识。并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必要的论争来促进社会公众对相关的公共问题的关注,通过对公共艺术这一具有社会性质的事件和活动的介入,建立起公众对公共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或批评的民主机制,培养起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良好习惯。其间,艺术家和艺术的策划人对社会各方面的了解与耐心的沟通,以及在公共媒体参与下的公共舆论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而艺术作品本身最终能够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与否,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最终评议和裁决公共艺术的价值与成就,不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也不是艺术圈内的精英和专家,而是普通的市民大众以及那些持有各种意见的公民。我们知道,在西方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公共艺术实践中,由于许多艺术家以其敏锐的文化眼光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已在公共艺术上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和贡献,诸如 :波依斯、克里斯托、西格尔、丹尼尔·布伦、约翰·凯利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他们的许多作品同样经受了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公众的争议和评说,并显现出他们及其作品的价值与社会意义。尽管他们和他们的艺术尚不足以立刻解决社会中诸多正待解决的问题(况且,艺术本身就不是用来直接解决问题的一种简单的工具),但却都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抱负和艺术的方式,参与了各自社会公共领域的有益活动。
人们深感在当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十分需要真正关心公共领域和社会命运的有识之士,即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过问整体社会抑或“天下”事理为己任的人。就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说,“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共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① 显然,当代世界范围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关概念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为了强调知识分子在进行自身学术领域研究的同时,不能忘却和舍弃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和思考,不应回避参与探索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现实责任。从中国儒家及“士”的文化传统来看,曾一直强调读书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正所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者乃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显示了旧时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在宗教、科学、政治、人文和艺术等领域中,未曾间断地涌现着关怀众生和社会命运的公共知识分子。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近现代哲学及社会文化的改造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如维护他们信守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真理、正义和公平)和现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如自觉投身于社会批判与改造的直接行动,或以强烈的责任心去揭示和阐释一切权力形态的构造及其属性)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具有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指那些仅仅具有某些专门的知识和从事某种专门技术工作的人,而是那些能够超越自身职业范围、个人兴趣和私利,深切关注着国家、社会乃至全体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利害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是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生、文学家、艺术家或职业教师等具有不同的知识和职业背景的社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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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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