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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诸宗教相遇时的一种选择


□ 王志成 朱文信

  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爵士(A. Eddington)曾于一九二七年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时间之箭。它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时间的特性:一种线性的,不可逆转的,不但将过去甚至将当下也一并弃下的风驰电掣般的时间之维,它如离弦之箭,仅仅指向未来,指向遥不可及的远方。这一时间观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好暗合了德国基督教思想家卡尔·洛维特(Karl Lowo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二年第一版)中所总结出的两种历史观之一:基督教线性的救赎史观。不过,在洛维特的阐述中,其本义无疑是一种乐观的、令人振奋的历史所趋向的维度,那里有更多的救赎和希望,那里有终极的盼望和一劳永逸的达成。但实际情形也许未必如此简单。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出现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意识、亲证意识等等。这些精神现象,皆缘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我们把它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并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联为一体。这是人类文明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变局,既蕴含着重大的机遇,亦有重重的危机显露。
  在理解和应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三种代表性观念,一是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将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的观念运用到了文化和宗教领域;二是卡曾思(Ewert Cousins)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所提出的“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的概念,以区别于轴心时代的世界图像。卡曾思认为,这种新的全球意识的滋生,“就横向来说,是世界各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就纵向来说,各个传统往深处找寻大地的根源,找到稳定安全的基础,以开创未来”。而另一位天主教思想家斯维德勒(L.Swilder)亦有着相似的时代焦虑和紧迫感。他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The Age of Global Dialogue),即由过去的“独白”,走向今日的“对话”,而且他认为我们今日面临的近乎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般的生死抉择——“或者对话,或者死亡”(Dialogue or Death)(转引自刘述先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第一版,69页)。
  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一代文化怪杰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已经考察人类各大文明的未来命运,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很快影响到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当时还是伦敦大学普通讲师的英国人阿·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他后来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比较了二十一种文明的兴衰存亡,总结出一种“挑战和应激”的文明生长模式,而他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是悲观的,他说:“我们已经有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第一版,1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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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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