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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宗教化与帝国日本


□ 韩东育

  儒学是否宗教?有人以为是,有人以为不是。说起来,国人试图把儒学变成宗教的努力,为时不可谓短。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模式,已露出儒学宗教化的端倪;汉董仲舒混一阴阳家和儒家的“天人宇宙论”图示,也实在可视为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我们把阵线拉得再长一点,会发现,韩愈尔来的整个道统系列,其实都不乏上述念头和倾向。随着西学涌入和国学的边缘化,康有为曾一度想把孔子的学说称作“孔教”,并试图将其变为“国教”,以拯世道人心,立教保国。孔教运动失败后,当代第一批新儒家开始致力于划清儒学与宗教界限的工作,如熊十力等先贤不一。但伴随第二代、第三代当代新儒家的诞生,儒学宗教化的调子开始被重弹,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诸位由此其选也。作为一种呼应,今日中国大陆倡儒学宗教化者,亦大有人在。除了想借此振作和凝聚民族精神外,华侨生子上户口时“宗教信仰”一栏的无法填充,也构成了大陆学者直欲“作”出个宗教来的个案冲动。对此,张岱年除了说一句“要宽容”外,并没有明确地表态;季羡林和蔡尚思则以为此说欠妥(参见《“儒学是否宗教”笔谈》,《文史哲》一九九八年三期)。由于在最近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上,有学者甚至提出要通过“儒教”的下行实践而使之成为具有“宗教设施”、“宗教仪式”和“教职人员”等典型建制的真正宗教,所以,学界的争执似乎也开始升级。“儒学是否宗教”之所以能引起足够的争论,除了理论上的困惑外,恐怕与儒学最盛时代并不存在井然分明的儒学宗教期有关。余英时说,儒教不是宗教,儒家也不是有组织的宗教团体,所以并没有专职的传教士(参见《现代儒学论》)。他显然是针对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说这番话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学就从未发生过宗教化的演变。非但如此,儒家的宗教演变烈度甚至远远超出当代新儒家和今日大陆学者们的想像。所不同的,只是该演变并非发生在中国——当人们把眼光转向帝国日本时会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曾引述过一个在美国人看来只能是神话的“二战”故事:一个日本飞行大尉从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注视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部下返回的座机,脸色有些苍白,却十分镇定。待最后一架飞机返航后,他写了报告,并到司令部汇报。可几乎是汇报甫毕,便倒地毙命。检查发现,他胸口有致命的弹伤,而且身体早已冰凉。要知道,刚死的人身体是不会凉如冰块的,说明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支持他做完这最后一次汇报的力量是什么呢?故事把它归功于军人的精神。本尼迪克特继而发现,这“精神”力量,乃来自天皇;军人们这么做,也无非是出于“尊奉圣意”,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和“服从天皇是我的天职”等服从意志。她还发现,日本人即便同意投降,也得天皇发话才行,而并不在意其行为本身的对错。可是她同时认为,日本人这种对天皇的宗教情结,也几乎彻底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显然,宗教儒学的载体——“忠”和“孝”的绝对性,在这里扮演了让人迷狂的角色。
  应该说,帝国日本的所有非常态表现并非全部由儒学的宗教化所致,因为儒学不在特定的氛围内几乎无法变成宗教;变成宗教的儒学也无法成为终极关切,因为随着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无数次的空袭和原子弹把日本都市变成焦土等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当战后日本人参悟了“儒教参与并袒护了近代化中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它绝不是无垢的”等道理后,儒学的宗教功能便从此被根绝(黑住真:《近代化经验与东亚儒教》)。重要的问题,存在于儒学在日本转变成宗教的前提条件以及这种转变已经导致的历史后果上。这些往事,也许会给我们今天的相关争论带来一丝苦涩的回忆和启迪
  实际上,儒学自董仲舒开始就凸显出一个难以改变的特点,即它的作用发挥一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换言之,它能否成为统治思想,取决于其是否以“建制化”为依托。但儒学能否发展成为宗教并发挥宗教性功能,又不单单仰赖于政治体制本身,而更多取决于支撑这一政治体制的宗教精神及其特质。由于孔子承自西周的“尚德”而不是“尊神”的理论体系中神学成分并不发达,换言之,由于儒学主要是讲道理的学问而不是宗教思想体系,所以它的周边流布,便很少遇到其所到之处的宗教式阻拦和由此而引发的宗教性冲突。这一点,森岛通夫在他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已有过精彩的论述。但是,儒学当中又的确不乏心性命理成分,当这种成分在中国已成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时,其神秘性可能导致宗教倾向的出现等表征,也是毋庸讳言的实情。但表征毕竟只是表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传统和理学心学的哲学思辨主调,并没有使儒学变得比佛教和道教更像宗教,尽管其中吸纳了一些佛与道的成分。这一点,即便在康有为试图奉孔教为国教时也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与康氏同时代的帝国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发现,参拜孔子庙的人虽不少,但看不到有香火供奉:“支那人面对神佛与面对孔子时,采取了迥异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其尊崇孔子之实”(《孔子与孔子教》)。这个“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孔教”不是宗教。这也是他要否定中国孔教的宗教性和建立日本宗教意义上的孔教的前提铺设。这种铺设,固然是建立在与中国不同的“国体”基础上,但作为国体之具体体现的“万世一系”天皇制,事实上是以“神道教”为依托、为根据的(参见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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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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