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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 理还乱


□ 汪朝光

  编者按:在《历史学家菜座》第19辑《剪不断 理还断——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一)》一文中,作者叙说了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以至某种程度的斗争。在本篇则要叙说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
  
  蒋介石与孔祥熙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为年长,不过,他之成为国民党阵营的要角,也是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1927年以后,孔祥熙和宋子文同为蒋所信赖的当家理财之重臣,各有贡献。但是,在蒋介石当政的22年间,孔祥熙当了近两年的行政院长(1938年1月至1939年11月)和九年半的副院长(1933年11月至1937年12月、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总计11年有余,占了蒋主政时间之半,而且由于蒋在抗战期间的兼职太多,无暇管事,因此,孔在战时虽为副院长,实际却当着行政院的家。反观宋子文,在战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前后计四年(1929年5月至1931年12月、1932年1月至1933年11月,其间两度代理院长近一年,1930年9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再从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6月真除)到1947年3月免职,虽然当院长的时间较孔为长,但在行政院实际任职的时间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孔那么大。解读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蒋、宋、孔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
  孔祥熙与宋子文同样留学美国名校(孔先后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号商人之家,与宋出身的传教士之家显然有别。在孔家,留学更多的是镀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诚信教而对西方文化有出自内心的领悟,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孔祥熙所保留的影响显较宋子文为大。与宋子文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自信自傲相比较,孔祥熙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谦和敦厚、平易亲近,人际关系自较宋子文为优。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于晋商之家的氛围,深谙商人精明算计、注重利益之道,处理政治亦如经商,圆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进退。孔祥熙曾对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彼自称,彼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结果被文人气息甚浓的陈布雷斥为“怪哉此论也!”然孔以生意经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自然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派系和人际纷争中更易立足。尤其是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领袖之后,孔祥熙认定其主政之道即惟蒋是从,对蒋依顺,更不会在钱财用度方面与蒋难堪,自然得蒋欢心。孔能长期坐稳行政院的头把和二把交椅,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为官之道,而处理与蒋的关系当为首要因素。正因为孔对蒋的唯命是从,蒋对孔亦颇为放手,在蒋介石日日记载的详尽日记中,对宋子文的记叙明显多于对孔祥熙的记叙,而且对宋的负面评论也因此而远多于孔。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之后,孔即对蒋尽心尽力,被蒋认为在“中央散漫无主”之时,“幸庸之不避劳怨,在京主持”。故当孔祥熙“急思尝试”院长时,一向看重独断权力的蒋介石却并无责怪,反认为“此亦一道也”。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卸任行政院长,让孔祥熙过了把院长瘾。然孔接任后,有几件事为蒋所不满,一是孔办事庸碌,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二是孔注重谋取私利,不断为舆论所批,“对外失信”,“舆情太恶”;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与日本谋和,被坚主抵抗的蒋认为是“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更令蒋感到“可痛”的是,他本来对孔颇为放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甚而有如宋子文之“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躁急,时用愤怒也”。因对孔有所不满,1939年11月,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长,但即便如此,蒋对孔较对宋的态度仍有明显差别。对宋,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蒋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孔由行政院长改任副院长,是为了“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对孔不满时则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感觉“庸之言行态度皆令人不满”,当“劝其改正”;即便是对孔祥熙下属贩运鸦片谋利这样明显的违法之举,蒋的态度也不过是“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籍籍,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总之,在孔祥熙贪污案发前,蒋的日记中甚少记载对孔如同对宋那样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责难。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维护,更明显地表现在对1942年1月反孔学潮的处理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紧急派遣飞机去港,接运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当接运专机回渝时,传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几只洋狗的新闻,遂至引起后方多个城市的反孔学潮。蒋介石虽认识到此乃由于孔祥熙处事不当所致,起初有令孔“辞去”之想法,但又认为“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可胜浩叹哉”。随即又将此归结为“反动派鼓励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提出“对各大学共党赤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对教授应彻底整顿”。对此,不仅是在一线参与处理学潮的国民党人不服,提出“党内有若干足以资人口实之事件,应由党内迅谋适当之处置,以免敌党作为煽动之工具”,而且也为蒋的亲近左右所窃窃私语。蒋的侍从室秘书陈方认为,对学潮“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认为:“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无异激励青年学生,增加委座之困难。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意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他认为“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蒋的首席秘书陈布雷愤然曰:“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旋即叹曰,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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