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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辉格传统到新宪政史: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新趋势


□ W. M.阿莫诺

  关于从《大宪章》颁布到都铎王朝建立时期的英国宪政史,西方史学家的解读有诸多重要变化。本文无意于囊括该研究领域中的所有变化及其意义,而是将讨论聚焦在以下四个特定领域:从制度史研究转向集中考察作为政治生活之动力的人物;从强调作为政治态势之决定因素的庇护和物质利益,转向理解政治观念和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地方政治以及地方与国家之关系的新兴趣;议会研究的复兴,包括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广大地区和社会各阶层的选民。

  一、从辉格传统到新宪政史

  20世纪70年代之前,“辉格传统”(the Whig tradition) -直在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一发端于18、19世纪的所谓“新政治观”,将历史视作向现代民主政治不断迈进的目的论式的进程。宪政史的辉格传统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强调关键的历史时刻和事件在政治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由此,1327年、1399年、1461年和1485年发生的一系列废黜国王和王朝更替的事件,都被视作迈向有限或混合君主制的极其重要的步骤。

  其次是关注政府机构的研究,尤以议会、王廷会议、中央政府机构和司法系统为重。辉格传统的史学认为,上述机构皆以其各自的方式卷入了政治斗争,体现了保王党和贵族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后,假定国王有一种实施暴政的倾向,而贵族和民众则提倡政治协商和混合政府的原则,这两者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得到密集性发展的是,一系列研究中世纪政治和制度的“新宪政史”(the new constitutional history)初露端倪。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变化既是对新社会史挑战的被动防御,也体现了对年鉴学派之长处和方法的日益重视。自9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家已自觉地将“新宪政史”视作一种明显的理路和学派。新宪政史的特征如下:

  一是认为社会深层结构较之政治事件和短暂混乱,其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新宪政史较少强调诸如废黜国王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更多地关注那些促成了如此变动的观念,以及试图在政府框架内保持制度连续性的固有倾向。

  二是通过借鉴现代早期的研究成果,新宪政史认为在英国公共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精英和中等阶层中存在着一种由共享信念和道德价值观所构成的强大系统,这种系统影响着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从制度转向人物个性

  新宪政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理解中世纪政府机构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到,政治人物的个性尤其是国王的个性决定性地影响着当时的制度运作和政治事件。以下是两个典型例证。

  (一)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1307-1327)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T·F·图特(Tout)、詹姆斯·康维·戴维斯(James Conway Davies)等人的著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所发生的政治斗争,乃是源自王家内府独裁机构与试图捍卫协商原则的大臣和贵族之间的固有冲突。

  由于针对国王的反对派首领、爱德华二世的堂兄托马斯是兰开斯特的伯爵,上述史家遂将自由协商和有限王权的观念称之为“兰开斯特主义”,认为由托马斯伯爵所树立的这些原则,不仅对爱德华二世时期,而且对爱德华三世(1327-1377)和理查德二世(1377-1399)统治时期的政治争论都产生了直接影响。1399年,托马斯伯爵的嫡系后人亨利·博林布鲁克( Henryof Bolingbroke)登基为王,这一事件在这些早期史家看来,正是民主政治势不可挡的最佳证明。因此,这些史家竭力表明,亨利四世开创了“兰开斯特的宪政实验”,它有助于重新界定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J.R.马蒂科特(Maddicott)、J.R.S.菲利浦斯( Philips)、纳塔勒,福里德(Natalie Fryde)、罗伊尔,马丁·海尼斯(Royal Martin Haines)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爱德华二世治下的政府机构并未泾渭分明地分裂为分别由保王派和贵族反对派构成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政府机构人员都坚定而一贯地效忠国王,并按国王的意志操办政务。导致爱德华二世和兰开斯特伯爵争执不和、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并最终导致爱德华二世于1327年被黜的原因,并非是某些贵族想要限制国王的权威和自由,而是任性妄为的国王及其宠臣给政治制度不断施加压力。杰弗里·汉密尔顿(Jeffrey Hamilton)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爱德华二世的显耀宠臣皮尔斯·戈维斯顿(Piers Gaveston)本人并没有多少政治野心,更缺乏篡夺政府权力的周密计划,他之所以遭人忌恨,主要是因为他的卑微出身和外国血统,以及他享有过分的王家恩宠。无独有偶,尼格尔·索尔( Nigel Saul)也认为,14世纪20年代爱德华二世的宠臣和助手小胡果·德斯宾塞(Hugh Despenser the younger),尽管因与国王的友谊而享有巨额财富和极大的影响力,却无意于凭此在英国建立任何稳定而团结的政治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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