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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性


□ 杨春时

  摘 要: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一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后殖民主义理论。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启蒙主义;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2-005-07
  
  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一直是颇多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启蒙主义与“新左派”有根本的对立,其理论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不同。本文就中国现代性做出论证,以反驳“新左派”的现代性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性缺陷
  
  现代性作为现代的本质,一般认为区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我认为,更准确的是。其中社会现代性又分为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这样,现代性就具有三个层面: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一超越层面,也就是说存在着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人类精神的分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是由神学统治世俗的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都受到神学的压制,处于隐匿不彰的状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统治瓦解,神圣与世俗分离,感性和理性也冲破宗教蒙昧而独立,同时也产生了对感性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哲学、艺术等)。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和“诸神不和”,现代性由此发生。
  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获得合法性,成为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和规范,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形成理性现代性。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又形成反思现代性。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神性,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并追求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就有了反思一超越层面的现代性。这就是说,现代性还存在着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层面,包括哲学现代性、审美和艺术现代性等,它们制约着感性一理性层面的现代性,并负起了在现代性重压下恢复人的自由的责任。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完整的现代性,而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现代性的表述都是不完整的,
  首先必须确定,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的趋向,中国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又被中国化了,它在具有现代性的一般性质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是“脱神入俗”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则是“脱圣入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性质,它未发生超验的形上层面与经验的形下层面的分化。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性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剧了传统文化的瓦解,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性。中国文化失去了圣化的品格,沦落为凡俗文化。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传统变成了天人二分和体用分离,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同时也产生了超越的冲动。中国现代性也就分化为感性、理性和超越性的层面。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首先是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
  中国感性现代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非常薄弱,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感性层面的现代性并没有突出地体现为感性欲望的解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性化倾向,理性传统对感性的压抑也延续到对感性现代性的排斥。同时,中国文化对感性欲望的禁锢与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不同,它虽然强调以理性节制感性,重义利之辨,但又讲求中庸之道,承认“食色,性也”,给感性留下一定的空间。因此,这是一种软性的禁锢,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性,感性现代性的反弹就不如西方那么强烈。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主要是出于新民救国的需要,因此一开始就注重引进理性现代性(科学、民主),而不是感性现代性,虽然五四也有个性解放的呼声,但主要体现在理性领域。没有出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欲望泛滥的局面。在传统理性(如重义轻利)和现代理性的双重压制下,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没有得到合法化,也说明了感性现代性的萎缩。通俗文学是感性现代性的产物,但五四前后,中国通俗文学(如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等)没有获得合法性,受到启蒙主义的排斥和批判,这表明感性现代性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理性现代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根基不深。中国现代性的理性层面就是五四引进的科学(工具理性)和民主(价值理性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但它与西方也有所不同。由于感性欲望没有充分解放,因此工具理性的动力不足,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五四时期科学主义一度建立了权威,但这个科学主要不是指向自然科学,而是指向社会科学;不是一种科学精神,而是某种科学的结论。在接触西方现代科学的一开始,中国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作现代科学的代表,而且由于对进化论的偏颇理解,科学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救亡图存的理论,在五四退潮后,由于意识形态被当作科学接受,科学主义很快就转换为意识形态主义。在五四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是科学精神而是意识形态主义成为主导。此外,就价值理性而言,基于集体怨恨心态,不是自由而是平等成为基本的现代性诉求,从而导致价值理性的偏失。中国革命接受了卢梭的平等理念,而舍弃了自由理念,采用了法、俄革命的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建国后,本应重建和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尤其应重视人的自由,但意识形态主义的惯性和平等理念的影响阻碍了这种现代性建设,而且形成了“左”的思潮,成为现代性建设的反动力量。“文革”是这种倾向的极端化表现,是现代性的全面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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