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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


□ 洪迎华

  十多年前,尚永亮先生以他的一篇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初版,后经修订,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为题,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使得贬谪与贬谪文学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历十数年的辛勤耕耘和坚守,新近又推出了由他主撰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简称新著),可谓拓荒之后的又一大创获,其开山之作曾选取中唐元和时期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五大贬谪诗人为考论对象,透析元和贬谪文学的特质和文化精神,这部新著则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整个唐五代。予以掘进和突破,全面建构了唐五代贬谪文学研究的立体框架。
  新著洋洋50佘万字,以六编、十六章、五十五节统领全书。第一编立足于体系的建构和面的铺展,从历史文化角度深入辨析了唐五代贬谪的基本范围、构成因素、贬官类型及规律特点,对唐五代贬谪制度与逐臣类型进行了总体考察。第二编到第五编,则以贬谪文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分别对唐之初、盛、中、晚各期的逐臣与创作展开论述。为避免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各期均从政治、地域、文学等文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选取了最具典型意义的逐臣和文人群体,以突出其重点和特点。如初唐选取因在政治上依附二张而同时被贬的以沈、宋为代表的神龙逐臣群体,盛唐选取开元、天宝年间因吏治与文学之争而接连被贬至今湖北、湖南地域的张说、赵冬曦、m长九龄、王昌龄、崔成甫、崔国辅、贾至等荆湘逐臣群体,中唐选取在当时政治、文化、文学创作上最具代表性的韩、柳、刘、元、白等元和逐臣群体,晚唐选取相关资料较丰富、贬例较典型的钱瑚、吴融、韩惺等乱离逐臣为对象,从而将各时期复杂零散的文人贬官现象,以群体的视角予以提炼、整合,而又于群体中突出个体,通过个体管窥群体和整体,遂使得各期逐臣及贬谪文学之风貌在纵深考索中得以披露和彰显。各期分段考察之后,第六编又以唐五代逐臣创作最具特色的别诗为切人点,兼及贬谪文学的主体和侧翼,探究其基本情形、回归情结、艺术表现和传播特点。综观全书。点面结合,考论并重,又有贬谪文化之先后嬗变这根“主线”贯穿其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著已形成一部唐五代贬谪文学史的宏观框架和微观详论,从而完整地勾勒出唐五代逐臣的心态史和创作史。
  对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而又与政治、文化、人生紧密相关的课题有深入的掘进和斩获。光有一个好的框架、视角远远不够。新著之所以骨体坚实、血肉丰满,有这样几个成功之处深可注意和借鉴,
  一是实证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既重基本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亦重发生原因的探寻和论析。既具有局部考证的坚实可靠性,又具有整体理论观照的深刻性。新著始终秉持一份“依材料说话“的精神,重视实证,凭据立论。如第一编总体考察唐五代四种贬谪情形(既降品秩又远迁异地者、降秩而不出京者、不出京或出京品秩不降而投闲置散者、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和四种主要的贬官类型(左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流人),即是对大量文献材料梳理后得出的精要概括。而对节度、刺史、东都分司官等几种外任是否能视之为贬。作者更是以具体材料、实例为基础,予以实事求是的辨析,故而结论令人信服。又如第二编中的“神龙逐臣人数及流贬地域、路线考”,则细化到贬谪人员的具体名单、贬所路程的远近、逐臣所走路线、所费时日等方面,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态。当然,新著绝不仅限于材料的梳理和史的考证,其中对史实的阐述往往是和文化背景与动因的分析、多方位的理论观照结合在一起的,如第一编专列“唐五代各朝贬官概况’一节,依据多种文献,详述了唐五代二百四十余年间每朝的贬官数量、先后变化、与政治的关联及其异同,该编第三章以“唐五代贬谪的规律与特点’为题,从朝代更迭、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几方面探讨影响唐代贬官的深层因素,井由此概括出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等显著特征,而在此后诸编诸章节,更从政治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考察贬谪诗人赖以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文化活动、文化建树、参政意识以及政治悲剧的性质,对他们被贬原因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予以新的斟辨和阐释,除此之外,还从地域学、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贬官特点,如第三编“盛唐贬官特点与荆湘地域的文化特征”一节。第五编“文人群体的政治边缘化及其类弃逐体验’一节。如此多端的理论视野和深层阐发,皆使得新著对贬谪这一历史现象的观察有了洞悉力和厚重的学理深度,显示出作者扎实深厚的学识,及谨严与开拓并存的治学风貌。
  二是对逐臣创作及心灵律动的“同情”解会和透彻体察。从本质言,文学是生命意志与情感的音符,而贬谪是被贬者个体生命的沉沦,表现为生命形态由高向低的跌落,以及在此过程中受到的磨难,从而最易催发人的生命碰撞和情弦波动,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曾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迁谪’即位列其中。而要真正抓住贬谪文学背后最本质的动因和生动丰富的内涵,就必须用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对超越了文学形式的人生具有深人的理解与同情。正是立足于此,尚永亮先生多年以来对贬谪主题用力甚勤,亦显示出其治学在此方面行家里手的擅长。其分析元和逐臣在贬所这一异质文化环境形成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乃至性格变异,及其在逆境中突显的意识倾向和消解因素、脱离谪籍后所发生的诸种心态变化最为精彩。王兆鹏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评论说:“作者像是精神分析医生,结合诗人的作品,借助现代心理分析的理论。逐一剖析了元和五大贬谪诗人在贬所种种复杂的心态及其变化,心理分析的结果是那样的新颖透彻,又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他好像不是分析古人的心理,而是对熟悉的心理咨询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诊断,’(《尚永亮先生V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读后》,《博览群书》2003年12期)一般来说,凡受贬的文人都会有相同的心理体验,如愤懑、惊恐、呼屈、苦闷、悲伤、怀归等等。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从这些层面概括立论,而是紧扣历史背景、出入具体作品,挟以同情之心、身临其境地体察各被贬者的感受和心态,其笔触亦常饱蘸情感。如其分析柳宗元《囚山赋》所表达的被拘囚感时写道:“这里。四周环抱。绵延逶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阳相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成了一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极呢?”又如剖析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诗中的乡国之念时说:“传闻大雁南飞至大庾岭便折回,而自己却不能停止南迁的脚步,远望前程。诗人哀叹归期无望,岭南又瘴气氤氲,使他对未来的生活更添焦虑。明晨就将进入南国,那时在开满梅花的山岭上回望故乡,又该是何等况味呵!”正因为有了如此的“了解之同情”,加之作者对心理学、人格学等理论的谙熟和信手征引,其对被贬者心灵历程的剖析可谓切肤人微、鞭辟人里。作者既能人乎其中。在群体心态下细密地比较出个体的不同,如盛唐荆湘逐臣孤直情怀中张说之失落,张九龄之孤独、王昌龄之执著,元和逐臣“被弃感”这一共同心态下各人因生命沉沦程度、谪居生活时间长短而显示出的差异,从而以一个个生命鲜活、个性饱满的贬谪个体,汇成了一部唐五代文人逐臣心态史,又能出乎其外,以文化精神的探照贯穿其中,由此见出时代的差异。如初唐神龙逐臣多关注于一已命运的思索、个体人生的感喟和怨嗟。故而缺乏广远的时空视界和顽强的人生态度。盛唐荆湘逐臣虽遭到贬谪之苦,有个体人生跌落的悲情,但他们的苦闷多是未失去理想的志士的苦闷,表现出在逆境中有所沉潜但并未失落豪情的精神风度,中唐元和逐臣因有了辅时救弊的激切心态和参政实践,故在万死投荒的生命沉浮与煎熬中倍显激越悲壮的时代气质,晚皆乱离逐臣则在唐末士人群体性生命沉沦的境况下,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和悲剧精神的消解。类此精到的识见、透辟的阐释,显然已超出了一般心灵探寻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唐代人文精神和文化史的书写,显示了研究的大气和高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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