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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李 健


□ 李 健

  2010年1月8-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深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圳大学文学院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了“理论的旅行与视界的会通——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外国文学理论跨文化旅行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比较诗学学科的中国情境、突破与发展,文论研究视界互动会通的可能性、空间与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外国文论在中国旅行产生的效应
  
  外国文论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旅行过程中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这不同的效应,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密切关联的。全面反思外国文学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得失,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话题之一。南京大学朱刚认为,中国对欧美批评理论译介的多,分析批评的少;对“方法”套用的多,质疑的少,对概念梳理的多,继续追问的少,尤其缺乏对欧美批评理论做历史分析,较少把批评理论放到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更少把它放到它所“漂移”到的中国语境下进行认识,出现了偏差。上海大学曾军强调西方文论的研究应重视学术史的维度。他认为,现在的西方文论研究将研究降格为译介,将应用简化为横移,忽视了西方文论自身的学术脉络,忽视了理论在旅行中必然会发生的接受变异。兰州大学张进认为,中国语境中的外国文论实质上是“翻译文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也存在思维的盲点或灰色区域。湖南师范大学张文初考察了近三十年来中国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接受,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对西方诗学的接受整体滞后,而90年代以来具有同步性或趋于同步,并具体分析了“滞后模式”与“同步模式”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俄苏文论向来是中国关注的重点。四川大学冯宪光探讨了中国对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问题,他认为,翻译工作成绩巨大,运用到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却很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马批判矛头一方面指向当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极其鲜明,另一个原因是西马理论家的论述非常专业化,重视吸收欧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文学理论的专业知识,构成历史诗学或社会诗学的理论模式。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还停留在对马、恩论述的知识范围内思考问题。对于西马的理论模式,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理解不够,也没有接受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典型问题,它曾一度占据着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地位。北京大学周小仪把典型论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进行反思。他认为,典型论并非当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理论产物,而是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述,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是建立非西方文化主导权的努力,也是赋予文化实践的行为,通过典型论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完成了理论到生活实践的转换,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发言权,虽然还很浅显、粗糙,但毕竟是一种独特的声音。中山大学王坤反思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理论从认识论出发,产生了独特的发展路径:真实一典型一典型环境一抽象概念,要想把文艺学从认识论转到审美上来,必须解决对真实性的审美阐释。文学的真实感是文学的自然效果,应具有“直接的了解性”。南京大学王加兴回顾了俄罗斯关于文学风格研究的历史、存在的问题,强调应将俄罗斯的风格理论与中国传统风格论对比研究才具有参照意义。
  随着学术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外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流派和代表人物被引进到中国,它们在中国的研究状况怎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耿海英探讨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她认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基本在结构主义背景下接受t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大规模的译介与研究阶段,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俄苏形式主义中国化阶段;将俄苏形式主义的理论观念普遍运用到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温州大学马大康研究了接受美学的中国之旅,他认为,接受美学的中国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路径和典型形态:金元浦的“顺着讲”、龙协涛的“迎着讲”和朱立元的“拧着讲”。他具体分析了三人的理论创新,揭示了接受美学在中国旅行的复杂情形。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特定的语境中经受重新阐释,发生变异,获得身份确认,只有当它结合新语境对新的现实经验做出有效阐释才能扎下根,并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向新的方向生长。暨南大学黄汉平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弛还检讨了拉康和萨特在中国的研究与接受状况,分析了这些文论家的思想在中国旅行的得失。
  
  二、外国文论研究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
  
  研究外国文论,不仅仅是为研究而研究,重要的是,应思考它们对建设中国现代文论的价值。深圳大学李健探讨了外国文论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建构问题。在他看来,外国文论在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必须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选择一些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现状的理论内容,充实到中国古代或现有的具有民族特色而又鲜活的文论话语中去,而有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组成应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和已经成熟的现代文论话语为主。四川外语学院赵淳论述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他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西方文论的知识原料加工为知识成品的引介和再现生成阶段,二是结合中国文论,将西方文论的知识成品整合进中国语境之中。第一阶段是话语实践的基础性建构工作,当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州大学刘锋杰将中国现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比较,论述了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文论的建构问题。他认为,就文论的科学主义发展路向而言,中国现代文论确实不如西方,而就文论的人文主义发展路向而言,中国现代文论未必不如西方。中国现代文论的人文化程度超过了西方文论,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能够弥补西方文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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