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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子手与制度之恶


□ 徐 贲

  两张“二战”时期的历史照片:一张是十六个全身赤裸的妇女,一个跟着一个地列队站在一道浅浅的沟壑里。其中两位怀抱着婴儿,一个婴儿的头倚着母亲的脖子,母亲用手护着婴儿的后脑勺。在这队妇女的一侧,是两名执行押解任务的看守。另一张是这些妇女和孩子的尸体与另外一些受害者的尸体倒在地上,一名执行看守正在给尚未断气的受难者头上补枪。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一书中的这连续两张照片视觉化地凸现了该书的基本主题,那就是,为希特勒极权统治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刽子手中,绝大部分执行屠杀任务的都是像照片中那两位执行看守一样的普通德国人。是他们直接动手杀害妇女和婴儿,是他们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为希特勒作恶的刽子手。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想解答一个问题,德国这个为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族,怎么会做出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这样的离奇大恶。戈德哈根认为,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书就是要改写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答案:“改写要求我们承认,学院的和非学院的解释者这么长时期以来一直在否认或模糊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人的反犹主义信念是大屠杀的根本原因。”戈德哈根要下的结论是:“驱使普通德国人成千上万地、有计划地、残忍地屠杀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不是经济困境,不是极权国家的胁迫,不是社会心理压力,不是常人的心理特征,而是德国人都有的对犹太人的看法。”
  戈德哈根解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采用的是一种“国民性”或“国民文化”分析模式。德国的国民性是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反犹主义”)形成的,既然德国国民性是所有德国人的国民性,那么某些德国人因国民性犯下的罪过便成为所有德国人的集体罪过。为了突出“国民性”的绝对重要作用,戈德哈根明确排斥其他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经济处境、国家制度、人的一般社会联系和心理特征等等。《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引发的争议成为西方九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文化事件。
  
  文化决定论是怎样一种“新思路”?
  
  《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在一九九六年刚出版的时候,受到不少评论者的赞扬,被誉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这种“新”思路是相对于在此之前五十年间的另一些“旧”思路而言的。戈德哈根所否定的“旧”思路是强调极权官僚制度统治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有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无个人责任”论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邪恶”论。
  希尔伯格在《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一书中指出,要实现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纳粹领导人必须解决执行人员、资源、技术和伦理等等许多问题。这个被称作为“最终解决”的屠杀计划之所以进行得如此成功,起关键作用的是纳粹极权组织完善的官僚制度和机构。在这部暴力和残害的机器中,每个人都能发挥一颗专用螺丝钉的高效作用。在这部机器中,每个人都不过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就心理、身体,还是道德而言,都与他的工作所带来的血腥后果隔离开来。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观察和分析的艾克曼正是这样一个纳粹暴力机器中的“工作人员”,他只不过是在执行来自上峰的命令,再把命令传达给下属而已。他既不需要对犹太人有个人的深仇大恨,也不需要有变态的虐杀欲念就可以执行消灭几十万犹太人的屠杀计划。他甚至还是对道德哲学并不陌生的文明绅士。他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对国家的责任,在工作中尽忠职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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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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