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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 梅约翰

  [摘 要]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关键词]中国哲学的建构 诸子学 论理学 日本学术资源
  [作者简介]梅约翰(1955—),男,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专攻中国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62-06
   
  清朝末年,是什么因素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构?诸子学的复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关键内在因素之一。至于外在因素,至今学术界较少注意到日本的学术资源所扮演的错综角色。笔者认为,在1890—1906年之间,中国诸子学的复兴和日本学术资源搀杂在一起,引发逻辑学(即“论理学”)成为尚未定型的“中国哲学”的基石与尺度。
  1890年代,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批评中国的传统学术缺乏系统与体系,认为其在方法上、组织上都无法与西方哲学相提并论。日本明治时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主流观念,均认为论理学并不是古代中国思想的特征之一。然而,到了1900年左右,相反的观点出现,而这相反的观点在中国也很快被接受。无论当时学者对“中国本来有论理学”这个命题持否定抑或肯定态度,这两个对立的学术立场都有益于塑造中国哲学的雏形,因为它们都反映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哲学的系统化。这一趋势终于充分地成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一
  
  清末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诸子学逐渐兴起。进人道光年间(1821—1850年),开始有复兴的趋势。但是,尽管如此,到19世纪末,对不少学者来说,诸子学材料的价值,仅仅在于可以被引证为经学考证上的旁证。只要诸子学的价值依然基于考证学的要求,当然谈不上突破经学附庸的范围。
  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得清末诸子学能够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中国本土知识传统具有形形色色的内在话语和议题。诸子学是清末颇有活力的内在话题之一。19世纪末,张之洞作了这么一个观察:“道光以来(1821—1850年),学人喜欢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1875—1908年)以来,学人犹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尽管张之洞把诸子学的复兴看成一种弊端,但是他的感叹很生动地显现了诸子学当时的蓬勃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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