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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人!


□ 彦 火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代跋
  
  在那些灰黯的年代,有不少文艺家为真理、为国家民族而殉难。
  在中国,远的有屈原、司马迁,近的有在战争里牺牲的文化战士,最近的有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文化浩劫中被迫害的大量文艺工作者。
  有些是以死谏君的,有些是被杀害的,有些是自杀的。
  有一些日子,读了不少纪念在“四人帮”时期被迫害而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文章,心情是沉甸甸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时是很令人气丧的,但是,却也有那么一些人熬过来,而且在白色恐怖下象小偷(黄永玉语)那样进行忘我的创作
  巴金在那段被无情批判打击的日子里,爬上汽车房,埋头翻译俄罗斯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全书分五卷,计一百五十万字);姚雪垠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争分夺秒地继续未完的《李自成》长篇历史小说;艾青受排挤,在边远的新疆写着小说;丁玲举著不灵,胸悬木板不忘创作……。
  他们在波涛汹涌的年代,没有逐浪而去,也没有在凶险的生活怒涛中没顶,宛如从狂中钻出来的风帆,呈现出韧战后的安祥和宁静。
  这些人,并不遥远,都是我们熟稔的文学家、诗人,而且都在我们的中间,都是受到广大读者拥戴,可亲可敬的人!
  想到他们,我总是联想到罗曼·罗兰笔下的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永远在经历磨难,在接受磨难;而且永远在黑暗的生活里追寻艺术的光与热,他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活力,他说:
  “与其靠幻想而生存,毋宁为真理而死灭……可是,艺术,难道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而应当是真理!真理!睁大眼睛,从所有的空隙里吸取生命底强有力的气息,看见世界万物底真面目,正视着人间的苦难——然后放声大笑!”
  这是伟大的生活态度,永远不屈服于环境,永远开拓新的生活。但,中国的文艺家,他们的经历,比之克利斯朵夫来得更迂曲,更坷坎,更摄人心魄,他们受的打击是暴烈的,不仅仅在精神上,还在肉体上;不仅仅是身心的摧残,还有政治的迫害……。克利斯朵夫所经历的,他们经历过,克利斯朵夫所没有经历过的,他们都经历了。他们之中,不少人具有“死守真理,以拒庸愚”(黄耘语)的大勇主义精神。
  如前面提到的,我们的文学家并没有在苦难的面前倒下,而是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七十五岁的巴金还在构思长篇小说;年逾花甲的艾青要求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端木蕻良在得了冠心病后,还在奋力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丁玲虽患了糖尿病、乳腺癌,仍矢志要完成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他们争分夺秒地与生命竞跑,作出壮烈的冲刺。曹禺说:“对于我们这样的老人说来,时间,是不能以每一页日历来计算,而要以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来计算的。”
  正如克利斯朵夫说的:“我是永久的战斗。”我们的文学家,无愧于文艺战士的称号,他们进行永不疲惫的笔耕,为我们的文艺增添更多的资产。
  每次看到他们的文章,都使我全身的血液升腾起来。
  怀着钦敬的心情,近年在多次的回中国大陆参观访问中,欣幸地会晤了一些当代中国画家,亲炙着这一颗颗伟大而火炽的心灵——他们还来不及医好心灵上的创伤,对新的创作、新的理想、新的生活,已灼灼地燃起炽旺的热情之火,写下不少振奋人心的新篇章,令人雀跃、欢快。回来后,曾写了一些“作家印象记”、“作家散记”和“访问记”,发表在报章和杂志上。当时发表这些文章,意在将中国作家的一些新动态,及时向海外关心的读者作一报道,并不预备结集出版的。后来刘以鬯先生一再鼓励和怂恿,并为之荐引出版社,增添我汇集成册的信心。刘先生古道热肠,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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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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