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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职业与近代上海商界


□ 叶文心

  有关中国商业史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在海内外蔚为风尚。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资本家及商人的活动的关注,取代了对工农兵及革命运动的描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近代史领域之中比较活跃的学科。
  这些以商业及商人为主轴的历史研究,拓展了好几方面的认识及建设工作。第一,丰富了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通史的内涵,突显了商业及民族资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之中的角色。第二,重新评价了民国时期企业上层人物的爱国本质,从而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统战路线建立了历史基础。第三,商业史的研究结合都市发展,为九十年代中国新兴的都市文明建构了历史传承。
  在现代化、都市化的建构之余,商业史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近代商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是商会。一般说来,商会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及教育性的功能,在传递商业讯息、组织商业活动、建立商人网络、促进商业教育等方面都曾发挥过相当的作用。然而从官商互动的角度审视,近代商会的兴起是否曾经为中国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的转型打下了基础?晚清及民国商会的民间自发性及自我管理机制,如何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后逐渐转轨为机关化、组织化的工商联?近代新式商业的兴起是否培养了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大陆之外,台湾、香港等地在二十世纪末期都经历了不同性质的政治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之中,近代中国商人及商会在“大中华”文化圈里是否担当了相当角色?商人及商会是政治民主化及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吗?以上这些问题,在商业史的研究中一一提出。商业史研究的结论及发现,具有超乎狭义经济史的广泛意义。
  然而作为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主体的“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业”究竟具有哪些属性?近代商业比之传统贸迁有哪些分野?中国商人及商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进入“近代”状况的?我们如果尝试进一步扩展商业史研究的视野,似乎不得不由此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思考。本文便以晚清以来上海商界的发展概况作为素材,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两个看法。
  第一,以上海商界为例,哪些人算得是“商人”?近代史舞台上的商人纯粹是经商者吗?还是带有其他色彩?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便是绅商的合流,以及新式绅商的兴起。诚如马敏教授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中所论述,咸同之后,绅商阶层包含了“贾而好儒”的儒商、也包含了绅化的买办、更包含了主持商政的官商,“绅商”的社会结构内容十分丰富。然而绅商的合流,不仅表现在商业经济活动领域之中,也不仅限于富商巨宦及沿海大城。清代有捐官制度,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军兴之后广泛在江南及华中、华南地区实行,为殷实之家开启了入宦之门。比如清代的绍兴府,以出产典掌刑名钱谷的师爷幕友名闻全国。其中原籍山阴、会稽两县的县丞、巡抚、典史等僚属占全国此类官吏的百分之七。这是因为当地以商致富的人家一面令子弟读书,一面为其捐纳监生,然后以监生资格任用为县衙门里的次官或者是北京吏部、户部的部员,由此逐步或升迁上层衙门,或任地方督抚幕友,成为清代官场的一股势力。这是以商而吏,中层官商结合的一个典型。这个结合有别于绅商,却在政府财经管理上极具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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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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