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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 胡永恒

胡永恒

  摘 要: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关键词:法律史 法学化 史学化 范式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法律史(以下简称“法律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增长点。不过总体而言,法律史研究仍处于一种“双重边缘”的境况——在法学界位于边缘,在史学界也位于边缘。在法学界,法律史常被认为是与现实隔膜的、没什么用的“冷学问”,法理学、部门法学学者不太重视法律史学者的研究,从事法律史研究发表成果难,申请课题难。而在史学界,不少人在心底较为轻视法律史,认为它是一门幼稚的学科,史料薄弱,且与其他史学学科对话少。有位资深的法律史学者曾这样反省道:“从理论的角度我们与法理研究似乎有所差距,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对事实的把握也难以达到专门从事史学研究者那样的深度。”此语道破法律史研究的要害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早已存在,而且由于它关涉法律史学科的方法论、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也为很多法律史研究者所反省。众多法律史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方法论问题,不免让人想到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一句名言——“某些科学如果必须忙于从事探讨自己的方法论,就是带病的科学。”若法律史这门学科真的有病,认清症状、辨析病理,终归是件好事。学者们的讨论多涉及学科的发展方向问题——即法律史应更多地向法学靠拢(或日“法学化”),还是向史学靠拢(或日“史学化”)。两种主张各有依据。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学界如今存在两种颇为对立的情绪——尽管两派没有公开予以讨论。法律史考证学家每以自己能判定真实的史料而自喜,有些轻视关注理论建构与意义解释的研究路数。而重视法律史意义解释和法律史宏观理论的学者,以为放弃意义解释和理论建构,法律史无疑成为‘支离破碎’的史料堆砌。”现在看来,这种暗中的对立不仅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近年来有不少史学出身的学者进入法律史领域,让某些出身法学的学者感到自己的“领地”闯入了外来者,由此主张法律史走向“法学化”或“法理学化”,以维护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此背景之下,法律史应当朝何处去,更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法律史遭遇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经济史、社会史等分支学科,或多或少都面临这一问题,如经济史研究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社会史是否应社会学化等。因此,讨论法律史研究应法学化还是史学化的问题,或许能为其他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二、法学化的法律史

  在现行学科建制中,法律史属于法学学科。相应地,法律史学者大多出身法学,法律史论文也大多发表在法学刊物上。与经济史、社会史等学科相比,法律史虽然也属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但情况却不太一样。经济史、社会史处于史学学科的建制中,是传统“史学圈”的组成部分,而法律史却不是。史学学者常把法律史看作一门“法学圈”中的学问;法律史学者也多有一种“法律人”的自我认同。这就使得法律史学界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与“史学圈”有一定的隔膜。

  法律史成为“法学圈”中的法律史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诸多人文社会学科中,法学或许是最为纯粹的一门“西学”。传统中国学术中虽有“律学”,但它以历代刑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刑律“为盛世所不尚”的古代中国,始终未能居于传统学术的主流。而在西方,自古罗马始,法学即成为一门显赫的学问,发展至近代更蔚为体大思精的学科体系。因此,论体系之健全、学理之精细,中国传统法学与西方传统法学相去甚远。

  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代法学的知识体系与传统法学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晚清新政中修订的各种法律或法律草案,无不以西方(多以日本为中介,或仿法德,或参英美)法律为蓝本。法学本是经世致用之学,整个法律体系既为舶来品,与之配套的法学知识体系自然也都来自西方。纵观近代以来的法律史学,无论是学科初创时期的沈家本、梁启超,还是其后的徐朝阳、杨鸿烈、陈顾远、瞿同祖等人,亦多以西方法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治中国法律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学一度深受苏联法学的影响,但后者亦是“西学”。改革开放后,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视角和方法来书写中国法律史成为主流范式。这一时期,在立法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法律移植(移植自西方发达国家),在司法方面的改革也主要朝向西方近现代的职业化司法。因此,中国法律史学虽然有一个西式外壳,但内容(中国古代法制及思想)却与当代中国法制存在偏差;而由于整个法制体系均来自西方,故以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史为主的“外国法制史”学科反而正好与当代中国法制相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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