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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的时候,终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查特吉教授带我去一家中餐馆,这才注意到印度社会的华人华侨,注意到印度也有唐人街。饭店里很少见到华人后裔,据说是因为华人家族比较有钱,不再靠跑堂营生,许多移民后代又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是东南亚国家。他们也可以纳入项飚文章中提及的“再次移民者”的行列。其实,除了经济的原因外,两国于一九六二年发生的边界战争也是一个历史因素:在战争之后,印度华侨遭受逮捕、迫害和排斥,许多人或他们的后代渐生去意,寻找更能容纳他们的地方。
  二次大战后,民族国家体制最终确立,中国认同自然地与这个政治实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而言,华人、华侨的称谓也包含了一种复杂的内外之别,我们很少从一个跨国的视野理解“中国”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文化中国”的概念逐渐活跃,杜维明教授将这个概念区分为三个范畴,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那些在族群上并非华人但却参与了形塑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文化中国”的概念是对早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扩展和超越,它试图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框架中、在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中重新界定“中国”的意义。其实,华人华侨群体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原来认为至关重要的‘华侨’、‘华人’的分界日益模糊,联用的‘华侨华人’已经在媒体报道、学术研究和政策语言中成为固定用语”(项飚),在民族国家的传统模式发生重要转变的时候,海内海外、境内境外的严格区分正在淡化。在分析跨国华人群体时,刘宏将跨国华人群体区分为 “再次移民者”、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新移民,而项飚又进一步追问那些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群体的认同问题:跨国性本身超越了地域的界限。这是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征兆吗?
  在加尔各答,除了探访唐人街,也访问了泰戈尔的故居(现为泰戈尔大学)。在二楼的房间里,除了他生前的用具之外,也陈列着许多照片和绘画,其中就有徐悲鸿为他画的那幅著名的肖像,这不禁让我想起他对中国的两次访问。一九二四年四月,诗人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六十四岁生日,梁启超为此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竺震旦”,却引得鲁迅大为不满。在鲁迅的文字中,前后有八次提及这位东方诗圣,多与他对中国的访问有关,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写于泰戈尔访问同年十一月的杂文《论照相之类》。鲁迅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再接下来就是那句颇有点心理分析味道的“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里,挂在国民的心中”的议论。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京剧的贬斥态度,他那时追求的是要将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对于“两国艺术家的握手”心怀疑虑。至少从表面看,尊重东方传统的泰戈尔和激烈批判传统的鲁迅之间隔着一道思想的鸿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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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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