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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文静

  “音乐学”(德,Musikwissenshaft;英,Musicology)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于德国并在欧洲被正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学科名称。王光祈先生是我国近代音乐学研究的开拓者,从整体而言,进入七十年代之前,我国的音乐学研究还处在一个收集、积累资料的阶段。直至八十年代初,方法论成为整个科研领域的热点,国外的许多边缘学科得以系统介绍,一些新的方法论开始被吸收并渗透到某一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我国的音乐学研究领域改变了原来的封闭状态,但仍然仅局限于以上两种观点。郭乃安先生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以下简称《郭文》)一文便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虽时隔十六年之久,此文对于我们现在对音乐学的研究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文章伊始,作者便开诚布公地道出:这论题,是有感于音乐学研究中的某些现实,这些现实即: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学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这并非是形而上或唯心主义观点,而是与“音乐学”所属学科“人文学科”的概念得到统一。无论中外,人文学科的传统与历史都源远流长。但是,关于人文学科的明确的自主意识却是相当晚近才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实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人类的文化成果,人类所处的现象世界便是人类文化方式的结果,音乐也不例外,作为人文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体现了人文的普通理想与一般价值,并且触及了人类精神生活中某些最特殊和最深刻的层面。
  郭乃安先生在肯定音乐学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如果排除人的作用和影响而作孤立的研究,就不能充分地揭示音乐的本质。他从音乐本身的研究和在音乐与其外部诸条件的联系的研究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在音乐本身方面,《郭文》中首先列举出了音乐声学。音乐声学是着重从声学角度研究音乐音响现象的科学,又称“音乐音响学”,“对于音乐本身的研究来说,音乐声学看来算得是最客观的一种学问,”因为它与物理学联系紧密,要求精确度,并需要先进的仪器进行测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人的作用没有关系,而是它从“开始就存在一条由‘人’划定的界限”,郭先生用实例证明了在实际演奏中音乐声学的作用限于人们能力范围之内,而“音乐声学”的研究也往往不能排除人的音乐,单纯的物理量不能给这种现象以完满的解释,必须和人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的本质。在律学方面,《郭文》中写道:“任何律制的产生虽都有它物理的自然依据,但总是出于人的发现与选择”。的确,从春秋时期无法周而复始旋宫转调的“三分损益十二律”的出现到明代真正的“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其所走过的路程无不打上了人的印记。在乐器方面,人类的主观因素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决定我们的行为,观念决定我们的态度,观念甚至决定了我们的音乐价值观。”一种乐器的制作与演奏是受人们的音律观念和审美观念所指引的。“不是人们的音律观念完全受乐器支配,而是人们要使乐器服从音律观念的要求。”回想代表人类音乐文明的贾湖骨笛,其制作、发音无不是当时人们的观念使然,即郭先生所认为的“本质的东西便是这些形态所包容的人的内涵,即它们和人的音乐感受、音乐观念和音乐思维方式等的有机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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