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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灵派”作家的写作美学追求


□ 常 康

  摘 要:“性灵派”文学旗号的打出,表现出文学生命意识的回归和人格的觉醒。晚明文人将“独抒性灵”这一文学理念贯注于具体的文本创作中,极力张扬文学个性,倡导独立的价值取向和贵真生存意识,透视出文学自身的生命追求。性灵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的审美价值,“性灵派”作家开创了文艺美学的多元化局面。
  关键词:独抒性灵 钟情 贵真 尚奇 性情别致
  
  高尔基曾指出,文学就是人学,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说,人学就是情学。一个人性未泯的文人学士,不能没有抒发自己的性灵的独特作品。因为,文学这枝奇葩必以“性灵”这块肥沃土壤才能生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往往是“诗言志”载道文学占统治地位,晚明的袁宏道和李贽等人,真正公开从理论上、实践上打出“独抒性灵”的文学旗号。为窒闷的文坛吹进一股清风,至明隆庆万历年间,性灵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性灵文学由诗、词、曲、剧扩展到过去一向为“载道”文学所独占的散文领域,大批大批富有才华的文人学士积极投入“性灵小品”的创作,一时形成了占有压倒优势的性灵文学思潮,使文坛呈现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的空前创作盛况。
  
  一、“性灵”说的演变与形成
  “性灵”一词,并非明人所创,南北朝便颇为习用。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上述之“性灵”犹近于“性情”。明中后朝,六朝文风又受青睐,“性灵”一词常出于王世懋、屠隆的诗文批评之中,袁宏道给“性灵”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提出了“独抒性灵”这一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袁中郎要求作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让“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接过三袁兄弟的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和口号。清代,袁枚继中郎之后再倡“性灵说”,并与郑燮等人以清新隽永的散文小品创作实绩,推动性灵文学潮流向前发展,这股奔涌不息的文学思潮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轨。相当多的“五四”运动的文学弄潮儿,都自觉地将“性灵文学”当作自己新文学的直接先驱,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张精神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张扬人欲与人性,自觉追求一种“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天性”的美学风范。
  
  二、性灵派作家的微妙心态
  文学思潮常常是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时代背景的影子。作者的文学观往往是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体现。毋庸置疑,“性灵文学”的盛行,反映了晚明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叛逆。晚明时代,是个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的时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宦官专权,东林党祸,清人入关,朝代更迭,这一切不能不给当时的文人学士以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灵震撼,他们“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文,常常“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屡遭不幸的坎坷人生,摇摇欲坠的社会现实,迫使他们打破了对宗法社会的社稷江山万古长存的乐观信念,动摇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之惟一途径的传统人生态度。当世界的背景在人们面前变得十分荒谬的时候,人们便会感到人生天地间,无可依凭,唯一值得珍视的就是个体的生命价值。晚明时期,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巨变。虽然不少人仍在官场,但从内心已看透了官场黑暗,厌倦了依附权势、仰人鼻息的官场生涯,有的甚至不堪忍受官场之苦,索性挂冠归隐,也有人终身厌弃科举,隐形躬耕。当时的文人雅士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或寻求自我的价值,发挥自我的生命潜能,或在个人内心世界求取解脱,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构筑属于自己的一片乐土。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个性舒张的要求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得不到满足,个人与社会的正面对抗又足以导致危险,这种“二难”的窘迫和尴尬,促使他们把精神转托于山光水色之中,寄寓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大量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的小品杰作,这真是“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日酣神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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