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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人生的破茧之旅


□ 李庆西

  (一)这是一个扬州乡下女孩来上海的故事。女孩许了一门亲,由于未婚夫过继给在上海帮佣的小姑奶奶,作为夫家的彩礼她意外得到一趟去上海的机会。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用这样一个开头入人情社会的狭长弄堂,女主人公懵然中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却仍然被那些早已熟悉的东西管束着,乡间的婚俗和七七八八的亲戚关系一开始就把富萍纳入了某个设定的程序。这个开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富萍走到弄堂底找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一副温润的笔墨似乎传递着某种暗示,很别致。
  (二)富萍寄居在奶奶这儿,很快熟悉了周围的市井,认识了在各家帮佣的吕凤仙和阿菊阿姨,认识了房管处修理工戚师傅,自然还有奶奶的东家和左邻右舍。作为闲笔,还有一段富萍隔着篱笆墙跟女中的学生们搭话的插曲,还有那个被称作“女骗子”的陶雪萍。小说写过三分之一,叙述的情势陡然生变,出现了富萍在上海的舅妈。富萍的舅舅、舅妈在苏州河上摇垃圾船,一家人住在闸北棚户区,扬州乡下人在上海的另一种存在似乎给富萍带来了另一种人生图景。舅舅和舅妈是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找到他们富萍开始躁动不安了,这个乡下女孩一直想有自己的生活。在富萍的狭小天地里,生活就是一个亲缘网络,这里所有的人物关系只是亲戚、乡邻、东家和熟人,没有通常小说里的正邪对立和恩仇关系,没有冲突性矛盾。因而也就没有反抗的目标,只能是一种万般踌躇的命运。这也是一个“无物之阵”,富萍生活在千丝万缕编织的人情社会中,就像被严严实实地裹在茧壳里。
  (三)小说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前后。“文革”以后的文学作品很少关注这一时期,也许是波澜不惊的岁月很难发掘宏大叙事的主题——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稳的一段。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时候,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战乱年代不必说,五十年代从“土改”、“镇压反革命”到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进入六十年代,迎面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那场造成民生疾苦的巨大灾难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政治运动带来的社会矛盾。一九六四年已是万象复苏,大街小巷传遍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声,虽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已经鸣响,“四清”运动渐次铺开,但火药味儿还暂时弥漫在意识形态领域,草根庶民对日后的大风大浪自是毫无觉察。王安忆何以将故事搁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也许是作家童年记忆的导入,也许故事的逻辑本该如此。由于这部作品并非将感时忧国作为内在的叙事目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作者是否有意切断政治暗示性的话语接口。措于一种庸常的生活背景,个性的存在自然产生了放大效果,更显现自主的特性而不是某种与时代风云相联系的命运。
  有一种意见认为,王安忆这部作品是反拨“新意识形态”中的老上海记忆,为着彰显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王晓明著,《文学评论》二○○二年第三期)。这里恐怕有着语境的差异,不过想来也有道理,也许正是叙述态度决定了作者的取材。
  (四)历史的整体的观照与个性诉求也许殊途同归,但是艺术手段自有分际。其实,西方小说中不乏规避历史因素的经典作品,譬如简·奥斯丁就是一个例子,而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布卢姆日”还偏偏选择一个平常日子。作为小说家的美学动机,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主义”的争论所掩盖,那就是文学有“人学”与“史学”的不同取向。一般来说,中国的叙事传统偏重于“史学”路径,远之可追溯到《史记》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范式。“五四”时期尽管倡言“人的文学”,但新文学的人间关怀并未摆脱登临俯瞰的姿态,犹之鲁迅《狂人日记》将“四千年吃人履历”作为总体的叙述语境。当然,“人学”与“史学”的旨趣并无优劣之分,作家蹈入何种路径有其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回到王安忆这部作品,由于历史场景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性格因素就成倍地放大了,这写法多少有一种反常的妙趣。
  (五)最初上海屋檐下这一幕本来应该是一个过场,过不了多久奶奶就起念让富萍回乡成亲,这个话题以后还会一再提起,因为富萍一直没走。她到了上海就不想回去了,因为她心里并不认同那门亲事,不甘陷入夫婿家“父母,弟妹,一大群亲戚和一大堆是非”的麻烦之中。她自幼失怙,是收养她的叔婶给许的亲。在六十年代,农村的娶嫁尚带有新旧参半的过渡色彩,当事人未必完全没有婚姻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起主导作用——在封建宗法制度消亡之后,传统伦理道德仍在深层次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像富萍这样的女孩命中注定难以有其个人诉求,农耕社会的亲情和乡俗是一种约定的制度也是一种人生壁垒。富萍倘若要跨越眼前的障碍,拼个鱼死网破自有办法,这毕竟不是“梁山伯祝英台”的年代,甚至也过了“小二黑结婚”那个时候。问题是她并没有自己属意的郎君,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拼死追求的目标。现实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机会更无选择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她的人生更有一种卑微色彩。应该看到,王安忆这里要表现的不是爱情,而是生存问题。也许还可以扯到女权问题。总之,对富萍来说,眼前明显是“一个十分麻烦的将来”,她从怀抱弟妹的陶雪萍身上看到了自己婚后的命运。可是,虽说很想离开自己不喜欢的叔婶家,却实在迈不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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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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