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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兴朴学


□ 李亦男

女儿为父亲写书评,乍听起来仿佛不大妥当。但既有祁黄羊“内举不避亲”的磊落之举为先例,又有林如斯评《京华烟云》的佳话美文做榜样,我也便姑且把这些“藏在肚子里非说不可”的话说一说。
凡身在西方而研究国学之士大抵都会有我的苦恼:身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我们却不得不用西文写作。甚至于,在撰写关于国学的论文时,我们都会被小心地劝诫:“不要引用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这话若让国内学者听到,不免会群情激愤。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欧洲同仁很直接而又颇善意地解释道:“中文是一种诗的语言,而不是一种学术语言。”然而,谁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潮流的问题,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有志于后殖民文化研究者不妨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加以分析。而窃以为,除了从全球化语境及西方国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上找原因,当今中国学术界中所盛行的浮夸风、空疏风、酷评风,以及因照搬西方的学术概念与思维模式而引起的所谓“失语症”,也都是引起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令人欣喜的是,李壮鹰先生(既然书评要写得公平客观,在此便直呼一次父亲之名,幸而“避尊讳”的旧礼早已被新文化运动的铁拳粉碎了)的《逸园丛录》(齐鲁书社二○○五年九月出版)一书让人在无边无际似是而非的“主义”与概念的海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岛,即使只是一片礁石也罢,也可以让人喘一口气,以便在不得不再次“下海”时可以怀着些希望。
《逸园丛录》由六十则读书札记组成,长短不一,内容丰富,广泛涉及到国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如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文学理论、美学思想等等。以札记体做学术,尤以清代朴学为代表。朴学导源于清初顾炎武,旨在反拨晚明谈心谈性的空疏学风,提倡实事求是,以考据为本,不肯轻易下一言。“朴学”之“朴”字代表了清儒的治学精神:朴质的治学态度与朴素的文风。在《逸园丛录》中,父亲所践行的正是朴学的治学方法,正如他在《评钱穆》一文中所指出的:“我还是欣赏‘清学’,学者怀着农民式的勤奋和耐心,极其细心地对材料进行清理爬梳,他们从不做远离具体材料的理论概括,因为他们最终想交给你的就是事实本身,而并非理论。当然,他们会有结论,但他们的结论是在大量材料的证明下做出的,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父亲治学是从材料出发的。他认为,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都不可以建筑在某种空洞理论的地基之上,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分析资料,出言必有所据,绝不可做无根之游谈,建空中之楼阁。记得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如下形容:“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这番话恰恰记录了《逸园丛录》的成书经过。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家中,父亲的书房被一盒盒满满的札记卡片所占据。父亲独处必读书,读书必做卡片,做卡片必用一面有字之废纸,必用蝇头小字。这些读书笔记便是他著述的出发点。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形容的那样:“因为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发表,故每则文字都缺乏‘文章’的形式与威仪。正如一个人燕居于自家屋舍,粗服乱头,不衫不履,一切以自适为主,虽然邋遢些,但因省却了出门时的涂饰与包装,丢掉了对客时的做作与矜持,倒比他的”公众形象“更为本色”。而这也就是清儒所谓“朴”的特点,正如梁任公所言:“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极满意之资料,不肯勒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也正是这种不以著书为目的之农民式的质朴写作方式,使得《逸园丛录》一书字字珠玑,因为它们都是著者辛勤搜抉而又深造自得的结果,绝无“凑附”之言,正如乾嘉年间“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可以说,同顾炎武的《日知录》一样,父亲的《逸园丛录》凝聚着他几十年来国学研究的见识与心血,“一年仅能得十余条”,“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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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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