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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兼及钱钟书古典诗歌批评话语


□ 焦亚东

  内容提要 在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语境下审视中国传统的类书,会发现它不只具有文献学或思想史上的意义。类书不仅自身构筑了极为丰富的互文性空间,而且由于在唐宋时期其功能的变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诗歌的孳生现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互文性诗歌文本,另一方面也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范式——比如,钱钟书的古典诗歌互文批评——提供了可能。检讨类书之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意义,对于深入理解诗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诗歌意义的生成方式以及诗歌的鉴赏与批评等,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类书 互文性 中国古典诗歌 钱钟书 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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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书,是将各种古籍中的文献资料依据内容分门别类加以辑录或杂抄,编次排目以供人们检索、查阅的一种工具书。“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这样看来,在体例上区分部类、胪列文献,在内容上兼综众说、博揽杂取,是类书的基本特点。类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尔雅》和《吕氏春秋》,前者取其分类标目的编排体例,后者取其博采众家的文献来源。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类书,则是魏文帝曹丕令诸儒按照“撰集经传,随类相从”的原则编纂而成的《皇览》。此后,类书的编纂在历朝历代都很盛行,据统计,从《皇览》到最后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其间一千五百余年,历代史志书目和官私书目所著录的类书即多达1035种,其中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类书。
  类书常被人比作“百科全书”,如胡道静就认为类书“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这与它们都具有检索查阅的功能和分类编排的体例有关,但如做认真区别,二者性质仍有不同。首先,在文献处理上,类书是“述而不作”,只编排文献,不阐述观点,而百科全书则按照学科区分条目,著述而成。其次,在编纂目的上,类书主要是为保存文献史料,因此刻意求“全”求“备”——如宋代类书《玉海》就被誉为“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而百科全书最初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学派”为了教育目的而编写的,因此更强调已有知识的更新,侧重“新”、“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类书的功用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事实上,后来的类书在启蒙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初学记》、《兔园策府》之类的类书,本身就是有名的童蒙教材;同时,如果考虑到类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就更应该给予重新的评价。
  类书按照所录文献内容可分为类事、类文和事文兼备几种。唐以前,基本上是类事类书,及至隋唐开科取士,内容多以诗赋策问为主,受此影响,于是《艺文类聚》这样事文兼备的类书开始出现。有宋以降,伴随着考试制度的日益规范和竞争的日益残酷,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应试者常常望洋兴叹。当“整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被‘考试’这种所谓的智力较量所控制”时,对应试用书的需求和应试技巧的研究也日渐高涨,在此过程中,类文类书开始出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类书的功能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导致类书功能演变的还不仅仅是科举考试。诗赋辞文,最初是少有世俗功利性的,所谓“感物”、“缘情”是也。至少在钟嵘的时代,人们还坚守着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样的诗歌理想。但是,大约自唐代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写诗不再是一种只为寻求个体感情宣泄的行为了,它渐渐具有了社会交际和往来应酬的意义,以诗作为交际应酬手段的场合越来越多,外交献酬、宴会制作、朋友赠答、诗社唱和甚至青楼寻欢,无不需要它来沟通助兴,营造气氛。诗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林语堂所言:“如谓中国诗之渗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钱钟书也曾指出:“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11]
  类书功能的变化,主要就是在这样两个背景下悄然发生的[12]。无论是科举还是交际,类书都是人们以简驭繁、举重若轻的必备之物。对于前者,除了汇集时文范本的程墨、房稿、行卷和《唐宋八大家文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类的古文选本外,类书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所谓“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13],急功近利的时代孕育了投机取巧的心态。对于后者,大量汇聚在一起的前人诗句由于“朝夕讽咏”已成烂熟之语,它们不仅可救燃眉之急,而且还能暂时浇灌枯竭的文思。在唐代,为举子场屋之用和为文人应酬之用的类书就已开始盛行,白居易《白氏六帖》、虞世南《北堂书钞》以及官修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即被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宋代的官修和私修类书在数量上更是突飞猛进,多达七十余部,其中《文苑英华》、《玉海》、《类要》等均为当时有名的类文类书。所以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将“书”比作“户牖”,“经”比作“厅堂”,正史比作“正寝”,杂史比作“东西两厢”,诸子百家比作“书舍花园”,而类书呢——“类书如橱柜”[14],饥饿时不妨收罗一番,聊以果腹。虽是调侃之语,却也颇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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