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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闻来学 未闻往教


□ 刘 炜

  一九三七年九月,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日寇进逼杭州,马一浮(一八八三—— 一九六七)携外甥丁安期和弟子王星贤两家,共十五人,避寇南迁,辗转流离半年后,至浙江开化,再欲避难赣中而不得,处境十分困窘。马一浮迫不得已,写信求救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时浙大已迁至江西泰和,希望竺能帮助觅车觅屋,转徙江西。竺可桢心领神会,不计前嫌,决定由浙大“收容”,聘马至浙大开设“国学讲座”(《竺可桢日记》第一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209页)。马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抵泰和,四月九日“国学讲座”开讲,讲稿题为《泰和会语》。一代大儒马一浮,终于结束三十年的隐居生活,出斋讲学于现代大学之内。
  马一浮在一八九八年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同应绍兴县试,中榜首,为绍兴著名乡绅汤寿潜(后任民国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激赏,招为东床。 一九○三年六月,应清政府驻美使馆聘,赴美国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并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一九○四年五月,离美赴日本,在日本停留半年后,十一月回国。此后,长期隐居杭州,闭门读书,不涉时事。
  一九二一年,民国初立,蔡元培长教育部,邀马一浮往南京,担任教育部秘书长。马到职不足三周,便向蔡元培表示“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挂冠而去。马之辞职教育部,并非如他所说,而是在根本上不赞成蔡元培所推行的教育变革。多年以后,马回忆这段经历说:
  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拟以(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省。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毋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幸,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时方议定学制,欲尽用日本规制为蓝本,为荐叶左文、田毅侯为备参订,亦不能听。使通儒院之议见用,于今二十六年,中国岂复至于此?今则西人欲治中国学术者,文字隔碍,间事译,纰缪百出,乃至聘林语堂、胡适之往而讲学,岂非千里之谬耶?(《马一浮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084页)
  蔡元培教育变革的宗旨,在反对尊孔、废止读经,彻底摆脱传统儒学教育的影响,以日本教育体系为参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而马大概在一九○七年前后,就已确立了致力儒学的学术志向。因而他不但反对蔡元培的废止读经,还进一步建议创设通儒院,弘扬儒学,以培国本。但蔡元培的教育变革乃大势所趋,传统儒学教育终被废除,而现代学校教育通行全国。马欲以儒学兼济天下不得,只能回西湖以儒学独善其身,成就了近代中国的一位“隐士儒宗”。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一次想到马一浮,邀他往北大任教。马回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文,拒绝了蔡的邀请。马的意思是说,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生来就老师受业,而不是现在这样老师去学校教授学生,其反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在随后写给蔡的一封书信中,马详细说明了自己不能往北大任教的原因:
  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伫之勤。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委巷穷居,或免刑。亦将罄其愚虑,幽赞微言,稽之群伦,敬俟来哲。研悦方始,统类犹乏,以云博喻,实病未能。若使敷席而讲,则不及终篇而诟诤至矣。(《马一浮集》第二册, 453页)
  一方面是“研悦方始,统类犹乏”,自己的学术思想(即马一浮的六艺论)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现代学校教育一味趋新务时,遗弃传统儒学,与自己平日所学不合。所以宁愿“委巷穷居”、“幽赞微言”,继续做隐士、讲儒学。一说,蔡元培请马一浮,是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请不到马一浮,改而邀请陈独秀,这才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说若属实,那么一九一七年的蔡元培邀请马一浮,倒颇具象征意味,它是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彻底抛弃传统儒学、全面接受现代新文化之前的最后一次深情回眸。
  一九二九年八月,陈大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即力邀马一浮前往北大任教。又请马的好友邓伯成、邓叔成兄弟和马叙伦等人代为劝说。在回复马叙伦的信中,马详细说明了自己辞谢陈大齐的原因:
  久谢人徒,遂成疏逖。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然后应,信然后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与之扬周鲁之风,析夷夏之致,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遽应。虽菏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希为善谢陈君,别求浚哲,无以师儒责之固陋。(《马一浮集》第二册,45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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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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