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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校父”严范孙


□ 张晓唯

长期以来关于严修的历史定位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对其生平资料的读解也常常显得支离零碎,以至于在后人眼中缺乏应有的完整性。李冬君博士的近作《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一书,在一个比较宏大的背景上记述了严修一生的方方面面,参照十多年前出版的《严修年谱》,人们对这位“南开校父”的生平“本事”终于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
天津老城西北角有个文昌宫,其西侧不远处即是严翰林胡同,此地坐落着一片大院套小院、合计约百余间屋舍的大宅院,它的主人便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严修先生(一八六○——一九二九)。如今严家老宅在城市改造中已不复存在,其原址方位大致在现今清真南大寺以北、铃铛阁中学以东,即新辟芥园道的东口。在这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上,人们何曾想到:此处竟是南开学校百年历程的发轫地所在。
就教育背景而言,严修与封建王朝时代应试求官的士大夫并无二致,饱读圣贤经典,沉浸科考之中,年仅二十四岁便登上科举顶巅,进入翰林院。他受益于来津主持问津书院的“清流”领袖张佩纶,并由此结识李鸿章和张之洞。青年严修显然更倾心于抱持“经世致用”之学的张南皮,这与他作为盐商家子弟追求实用价值的求知取向不无关联。与众不同的是,严修在应试科举的同时,尚有一条求知“副线”:对于算学兴趣浓厚。早年他师从陈奉周学习算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后来任职翰林院仍旧兴味不减,以至于出任贵州学政期间竟将算学题列入书院考题之中,曾求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算学讲师到黔执教,任满归途中又在沪上选购《五纬捷算》、《圆锥曲线说》等相关书册。其偏重“实学”的自觉,较之甲午战后风气大开士大夫整体“学术转型”,明显提早了十多年。在贵州学政任所,严修跟从祁祖彝学习英文,大约十年之后任职学部期间,仍每日与陈宝泉等坚持习读英文不辍。他的趋新倾向,还体现在戊戌前为其长子智崇开列“中西合璧”的学习方案上,其中颇敢舍弃:“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字则小楷最为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一个翰林出身的文教高官对国学采取如此“放达”的态度,至为少见。
除了洋洋大观的严氏日记和一些唱和酬酢的诗词之外,严修绝少有著作行世。他中年时发过这样的感慨:“好争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威,好察者必不智,好服药者必不寿,好著书者必不通。”洞明世事使他“轻著述而重躬行”,择取“毕竟须回实处去做”的路径,与一般文人的崇尚虚文显有不同。世人知晓严修其人,除创办南开学校“事功”外,恐怕就是戊戌变法前夕上书光绪倡开“经济特科”的那份奏折了。严修生平曾两次冒险上奏,奏开经济特科乃其一,摄政王载沣开缺袁世凯之后抗疏劝留乃其二。两次封奏意义不同,却展现了严修不轻易外露的硬气和锋芒。当年在张佩纶的调教下,他曾经写下“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这样刚健的诗句用以自励。
一八九八年之于严修,是个充满转折又预示着新机的关键年份。因奏开“经济特科”而开罪于自己的恩师和翰林院顶头上司徐桐,事实上断送了他前期的京官生涯;其兄的中年早逝,使严修不得不收缩“外务”转向营家置业,他后来面对不少高官显位的机遇却显得“意兴阑珊”,实在是难以割舍“故园瓜好”。即使出任学部侍郎之初,令他最感忧虑的仍是津地工厂和学校能否运作如常。看来,实业(事业)关怀乃平衡入仕诱惑的有效抗体。同年六月间,在好友徐世昌的引介下,严修在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一批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日后随着北洋系军人的政治崛起,严氏在北方的兴学活动得到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年冬,严家私塾开馆,严修为其子弟们聘请的“新学”教师乃张伯苓,这位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在此教授英语、理化知识以及健身怡情的体育游戏。严、张联手合作,为此后创设北方名校奠定了根基。这一年,严修三十九岁,张伯苓二十二岁
严修的两次日本之行,即其所谓的“两度瀛山采药归”,无疑为他其后的兴学活动提供了参照和动力。上世纪初,先进人士纷纷东渡“取经”,清廷新政更明确要求文教官员必须赴日本考察之后方能履职。吴汝纶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未及上任,先赴日本考察,即是显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二年秋严修偕同两个儿子自费东游,一则亲送二子留日入学,二则考察东瀛学校制度和设施。此次东游的前半段,主要凭借私人关照,而后半程则受到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礼遇和安排。一路参观日人的各级各类学校,其收获和感慨自不必说,本国求新过程中的诸多困惑竟也在游访间获致释然:一日游关西寺院,闻钟声悠扬,观众僧诵经,因而顿悟:“讲学问不必废词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新与旧并非水火不容。访晤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询以“智日进则德日退,然乎?”答曰:“大不然,是固兼进,无退之理。”严修深感“与己意极合”。东游归来,严修与林墨青、王寅皆等津门士绅掀起了一个兴学高潮,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集资将会文、问津两个书院改建为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又应天津知府的要求,废庙兴学,建起官立学校多处,其中城厢内外的城隍庙、营务处、盐关厅、育德庵、放生院和药王庙等处均建起新式学堂。严家老宅更增设了蒙养学塾和女子学馆。一时间,津门兴学之风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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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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